数字金融如何破解“三农金融悖论”——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

三农主体与金融业存在天然的相悖性:高风险低收益的农业行业特点、农村金融征信体系不健全、农民缺乏优质资产等均与金融资本低风险逐利的特性冲突。因此,三农金融始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三农金融市场出现了三农与金融排斥困局、进而诱发优质金融资本逆向选择。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带动了三农金融的完善,长效拉动农村地区的消费,为破解“三农金融悖论”提供了契机。

“金融悖论”谈——金融风暴过后的深层思考

文章分析了金融业在追求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矛盾,结合金融危机带来的大量经验教训,探讨了如何化解矛盾,以完善金融监管,防患于未然。

动态一致、制度耦合与中国金融发展悖论——对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麦金农之谜”的解释

中国金融发展悖论特指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存在宏观机制与微观机制之间的背离。依据分省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宏观传导机制基本存在,但是微观传导机制不存在。为了解释中国金融发展悖论,本文提出了制度演进与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与制度耦合"假说,并依此展开了演绎分析,指出其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时期中国金融体系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均衡。

大学生金融素养悖论:金融瘫痪、金融自负抑或金融麻痹?

近年频频发生的大学生金融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普遍不高的金融素养水平,并且体现了两方面金融素养悖论:一是大学生总体素养较高,金融素养却较低;二是与一般人群相比,具有较高金融素养大学生的金融行为更为冒险。本文首先基于新素养研究视角,提出情景化金融素养观;其次,提出情景化的金融素养概念框架,进一步将金融素养悖论归类为金融瘫痪、金融自负以及金融麻痹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大学生金融素养悖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认为需要从总体素养、金融教育、金融社会实践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理解大学生金融素养悖论,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大学生金融悲剧。

“金融化悖论”: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及其后果

"积累悖论"在解释当今金融垄断资本时代一方面实体资本积累下滑,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超常规增长等现象显得力不从心。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化积累模式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模式,金融化积累模式导致了金融化悖论。防止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形成过度是克服金融化困境的有效途径。

金融管制悖论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分析

2012年推出的＂中小企业服务年＂,以及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优惠政策,都让我们看到中小企业发展的机遇,也提醒我们关注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政府在面临金融市场自由化二重性问题时,选择用金融管制来稳定金融市场,营造良好的企业融资环境,然而这种管制却一定程度上会出现＂管制悖论＂现象,从而使金融市场更加不稳定,也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劣。有效的金融制度改革可以消除悖论现象,从而保证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畅通。

宏观审慎政策视角下我国“金融三元悖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视角,以“金融三元悖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货币三元悖论”指数的优化,设计、搜集并测度2002—2018年金融全球化指数、金融稳定指数和金融政策独立性指数,并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和向量自回归分析对三元悖论的存在性和相互影响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正在由“金融稳定+金融政策独立+有限的金融全球化”向“金融相对稳定+金融政策相对独立+金融全球化”发展;“金融三元悖论”在我国长期存在;我国近年来金融政策趋于灵活,更有利于防范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

难以跨越的“金融化悖论”——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金融化分析

如何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防范过早金融化,成为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聚焦于金融扩张在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更迭中的关键作用,利用基于金融资本形态的“流动性霸权”概念,揭示了金融扩张“既连续又突变”的特征。金融扩张既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内生动力,又是其体系不稳定性的来源,形成资本主义难以跨越的“金融化悖论”。这一“金融化悖论”将美国经济必然走向金融化,以及金融化必然导致体系性混乱,统一于其逻辑架构之中。这一具有纵深历史视角和广阔体系视角的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中“金融化悖论”形成以及具体演进形态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规避资本主义金融化中出现的问题,防范依赖性金融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低级化”制度安排:有效解决中国金融制度超额供给的合理方案

中国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 ,并体现为一系列发展悖论。这些悖论本质上是金融制度超额供给的结果。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减少制度的超额供给 ,其政策含义就是要求金融制度安排实现“低级化” ,回到似乎更为原始、初级的形式和阶段中去 ,并减少在某些“高端领域”的金融供给 ,从而使金融发展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 ,使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恢复平衡。这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业要在“倒退”的基础上实现“发展”。

三重悖论: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监管之谜

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单一优化过程极易产生内在矛盾,使事物走向反面。文章结合金融危机提供的诸多案例,分析了如何化解矛盾,改进监管,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

中国金融发展和转型:从政府到市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的金融规模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悖论"或扭曲,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增长并没有完全解决好"效率"与"公平"这两大问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低,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下一步的金融发展模式必须从政府主导下的规模扩张转向市场激励下的内涵发展。

门源县金融扶贫机制及对策

金融视角研究反贫问题,能极大地提高扶贫开发的水平和效率,满足农村地区贫困群体生产生活、实现自我发展的资金需求,使贫困人群脱贫致富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从而实现金融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本文结合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实际,分析当前金融扶贫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国式“金融发展悖论”与私营企业转型投资决策——基于银行资本误配置视角的解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私营经济部门面临的转型压力骤然增加,然而转型步伐却相对缓慢。本文基于银行资本误配置视角,对Allen所描述的中国式"金融发展悖论"与私营企业转型投资决策两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探求私营经济部门转型缓慢的原因及可能存在的破解路径。研究结论显示:过去十余年间私营经济部门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外贸易得以不断扩张,加之存在正规金融系统与非正规金融系统的分割,形成了"规模换效率"路径,这一路径有效缓解了经济增长对资本配置效率的要求,为中国式"金融发展悖论"提供了经济解释。随着私营经济部门扩张势头减缓以及经济对增长质量要求的提高,经济增长对于资本配置效率要求逐渐提高,但正规金融系统与非正规金融系统的分割以及相关制度的滞后导致资本配置效率偏低的情况短期内难以改善,私营经济部门融资约束趋紧,这是导致当前私营经济部门转型缓慢的主要原因。

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本文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鉴CEI指数对商业信用环境进行表征,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法探索商业信用环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商业信用环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商业信用环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情况与总体保持一致,但东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基础设施、知识外溢、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和环境规制是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传导路径。

从“货币三元悖论”到“金融三元悖论”——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新思路

本文通过梳理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发现传统的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通常将对经济区域、货币区域和决策主体的简化假设统一起来进行建模分析,政策制定者关注重点在于对"货币三元悖论"的选择上。本文在探讨金融因素在理论分析中的地位愈加重要的基础上,提出传统假设下对国际资本流动分析的弊端,以及对金融全球化、金融政策独立性和金融稳定,即"金融三元悖论"的思考。本文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新思路应该打破经济领域界限,考虑国际货币的重要地位以及多元决策主体的差异性,从跨国银行和跨国非金融企业的联合资产负债表入手,以总资本流动为分析重点,探索总外部头寸背后暗含的流动性总量和金融不稳定特征,从而为一国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提出实现国内金融稳定提供合理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和跨国银行流动性管理建议。

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制度的演进——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视角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对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文章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制度的演进历程,试图从制度演进角度来展现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的全貌。研究表明:(1)近代中国的农业合作金融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即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引动与农民自动型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国家和社会引动以及社会自动型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的国家代动与农民被动型制度;(2)无论哪一种制度模式,虽然起到了缓解农村金融枯竭、打击传统高利贷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又都未能跳出合作金融悖论的怪圈,而合作金融悖论导致近代中国合作金融制度背离了"草根金融"的本质并最终走向失败。文章为当前我国如何构建合适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对我国当前金融的反思——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我国金融业为了向变革了的公有制企业输血、为了保增长而满足政府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在对外开放后外币大量涌入而不断恶化。随着我国金融业不断地私有化和市场化,出现了＂囚徒困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各行其道、实体经济不景气而利率高企、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和异化等＂六大问题＂。我国当前所采取的试图消解金融风险的＂四大措施＂,仍然是用一个新的问题去掩盖一个旧的问题。现在是该处理我国金融系统风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