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

金融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主体不能充分准确地预测、识别各种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从而使微观企业的预期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通过研究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的影响,本文发现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越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而且向最优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速度越慢。进一步地,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不确定性规避和金融中介不确定性规避这两个路径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本文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主管部门制定金融监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管金融背景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高管金融背景以及这两者如何共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决策时更为审慎,从而提升了其投资效率。研究还发现,具备金融背景的高管与企业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相结合时,它们能够相互促进,使企业的投资效率达到更高的水平。尽管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因产权性质而有显著变化,但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金融背景的影响表现更为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数字金融、融资约束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显著正相关;数字金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防止企业过度虚拟化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中覆盖广度影响程度最大;(2)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性调节;(3)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在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后,东部、中部地区仍表现为抑制调节,而西部地区则无调节效应。

绿色金融、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以2007—2022年间36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成本效应机制、流动性机制、跨期风险三个方面研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正相关关系,绿色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削弱绿色金融增长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是减弱作用有限。

金融周期视角下政策不确定性对杠杆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在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如何优化各部门的杠杆率,选取2007年至2021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企业、金融和政府部门杠杆率数据,采取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将金融周期识别为扩张阶段与收缩阶段,分区制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各部门杠杆率波动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与非对称效应:各部门杠杆率在金融周期扩张阶段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响应程度高于金融周期收缩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在金融周期扩张阶段降低企业和政府杠杆率,在收缩阶段则是提高作用,而对金融部门杠杆率在任何阶段都是正向冲击。因此,应该根据杠杆率的顺逆周期特征判断政策调整方向,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良影响,减少金融周期带来的不利冲击。

国家审计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配置金融资产会对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产生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作为国有企业外部治理主体的国家审计更应关注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文章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发布的央企审计结果公告,研究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审计会降低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国家审计降低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效应会更显著;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资是国家审计降低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机制;国家审计在降低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后可以促进国有企业价值的提升。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国家审计影响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效应、情境与机制,可以为审计部门密切关注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促进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提供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融合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提升——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的双重融合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嵌入式服务化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区域分布、所有制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混入式服务化中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嵌入式服务化的推动作用和对混入式服务化的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

近年来企业“漂绿”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文章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样本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处于“U”型左侧,发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环境认证、媒体关注和高管环保认知可以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从外部宏观波动的角度为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

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环境中,银行业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者情绪的波动,对银行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利用CoVaR模型,对2008—2022年间22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上市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测度。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深入研究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变化。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显著增强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且投资者情绪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了应对策略,包括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投资者应保持理性投资和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体系。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基于贸易网络的调节效应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各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文章基于2008-2019年7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贸易政策干预所引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不利于受影响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为显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不利于受影响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受影响国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贸易网络地位,减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各国应根据国情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达成来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

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投资者情绪,银行业需承担应对经济衰退、化解银行风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稳定增长的责任。本文利用MVMQ-CAViaR模型测度了2008—2021年所有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在投资者情绪转换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边际效应结构变化。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效应,使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净边际效应,以指数转换模式发生结构变化。据此提出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投资者要保持理性情绪以及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的建议。

政策不确定性的市场效应:基于错误定价视角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但政策调整潜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采用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总体上倾向于修正股票错误定价,且高估样本和低估样本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修正高估股票的错误定价,而加剧低估股票的错误定价。投资者情绪和市值管理是主要作用机制,且投资者情绪机制占主导作用。进一步考察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2007年之后、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货币和财政两类内部政策不确定性均会增大高估股票的错误定价程度,减小低估股票的错误定价程度,而贸易和汇率与资本项目两类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则相反。因此,需要充分认识预期管理在金融市场监管中的重要性,关注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错误定价的影响;科学制定经济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降低政策变动潜在的不确定性,缓解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智能化转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创新——基于创新动机视角

智能化转型是推动数实融合、加速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采用2015—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从创新动机视角出发,考察智能化转型对制造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效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调节机制及多维度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创新,且对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处理后保持不变。进一步将智能化转型分为智能化转型广度和智能化转型深度进行分析,发现前者具有促进效应而后者具有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智能化转型和企业创新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总体上会弱化智能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对谋求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而言,反而能增强智能化转型对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果。异质性分析显示,处于生命周期衰退期阶段、高人力资本结构及国有股权性质的样本企业,其智能化转型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而企业应着眼未来,以实质性创新打造长期竞争优势;政府应稳定政策预期,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政企双向奔赴,方能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向纵深发展。

关注尾部风险: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预期与人民币汇率变动

贸易是决定汇率的首要因素,而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本研究基于无抛补利率平价思想,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尾部风险对汇率预期的影响,建立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理论模型,进而基于交叉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的短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和尾部特征,且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最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改变外汇市场投资者的预期进一步作用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因此,央行要加强针对尾部风险的主动应对措施,投资者需关注贸易政策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调整套期保值策略。

新时期我国不确定性挑战下的社会政策研究转型

不确定性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能力不足的表现,具有普遍性、相对性与发展性特点。社会科学因其研究对象更加复杂,因而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增大,将会给社会政策的运行与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为此,应该从以下多方面扩展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内容与方法,以应对新的不确定挑战:其一,要进一步突出社会政策研究中的价值引领;其二,进一步重视社会政策的预测性和对策性研究;其三是加强社会政策复杂理论模型研究;其四是提升社会政策研究的动态性视角;其五是进一步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与学科间的交叉与合作。

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创新决策与全要素生产率

笔者通过构建包含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成分GARCH模型测度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推断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则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决策是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鼓励企业选择增加创新的决策,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选择推迟创新的决策。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权属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无差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公司融资和创新活动受阻,公司采取适当的信息披露策略有可能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在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公司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调高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可吸引更多的证券分析师关注,使公司信息环境得到改善,进而降低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公司从外部获取融资的能力。我国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充分发挥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增强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把握好自身发展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