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国视域下中国版“监管沙盒”的构建与完善——基于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应用研究

“监管沙盒”是适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监管模式。在建设金融强国视域下,系统研究中国版“监管沙盒”的构建与完善,对于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版“监管沙盒”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贯彻适应我国金融市场特点、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原则,构建了中央与地方配合的顶层设计,探索运用信息公开、产品公示、行业自律等监管机制,并落实了从“入盒”到“出盒”的完整测试流程。中国版“监管沙盒”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中的落地实施,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监管工具丰富、风险普遍较低等新特征,推动了数字技术与金融场景的深度融合,提升了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但在项目准入、权益保护、持续监管等方面仍有待提升,为此需要完善项目分类遴选与“入盒”标准,打造全流程多元监督闭环,优化“出盒”后的持续监管机制,全面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金融科技守正创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监管沙盒”模式在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中的应用研究

我国于2019年底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探索构建“监管沙盒”,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截至2021年3月底,“监管沙盒”模式在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中的应用已取得积极成效,有83个“入盒”的惠民利企金融科技创新项目落地,释放了市场活力,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但是,随着试点项目“从点到面”的扩展,风险监管的复杂性也在上升,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优化“监管沙盒”机制和流程设计,加强监管科技应用,实现监管科技与金融科技的良性循环,更好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现状及建议

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随后试点范围拓展到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重庆、雄安、杭州、苏州等9市(区)。为了更好地推进试点工作落地,北京市引入更多外部力量参与监督,优化创新监管模式,上海市则发起成立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主动对接和服务试点工作开展,在服务试点工作上先行先试。但相比北京、上海,其他城市在推进试点工作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平台和抓手,试点工作进展较为缓慢。本文通过分析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在地方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北京、上海两地的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服务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现状及建议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科技创新在各个领域都开始实践起来。在金融行业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开发的金融科技创新项目在不断被开发出来。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为金融行业带来生机同时也带来挑战。金融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随着政策的驱动在市场上或有不合理的产品出现,这也为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增加了难度。在国家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实践中的问题需要解决,才能促进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版“监管沙箱”扩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落脚“小微”

继北京市之后,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6市(区)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继去年12月,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率先在北京市启动之后,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发布消息,支持在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6市(区)扩大试点,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申请创新测试。

试验性监管能抑制区域金融风险吗——来自“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证据

金融科技发展需要平衡创新与监管。本文从柔性监管视角切入,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5—2022年中小银行数据考察试验性监管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试验性监管能够显著降低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区域金融风险,这一影响在资产规模较小、风险水平较高、特许经营权价值较低的农商行样本中更加明显。试点可以通过降低银行不透明度、提升银行经营效率和扩大人才规模来缓解区域金融风险。进一步分析得出,试点能有效约束样本的潜在溢出风险,相较于强制性监管拥有控制事前风险的优势。此外,试验性监管可以加强金融科技对金融创新的助推作用,实现“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科技金融驱动地区创新——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自然实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加快营造有利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良好环境。本文以2004-2019年城市为样本,检验“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地区的创新水平。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实施加强了试点地区金融载体和创新载体两类载体的建设,进而提升了地区创新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初始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地区。研究结果还发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金融领域监管科技的发展与创新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的革命性成果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催生了金融科技的兴起,同时也进一步加快了监管科技的引入。信息技术的全球化特性使得金融科技创新呈现出跨地域、跨行业的复合性特点,其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风险、信息安全风险、业务风险及操作风险给我国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措施带来了巨大挑战。为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监管科技需要将技术创新与监管变革相融合,在服务于实体经济、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从监管理念、监管技术、监管规则、监管手段四个方面建构适应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体系。本研究仅供参考。

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以中国香港监管沙盒为例

文章深入探讨了金融科技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影响以及监管沙盒如何作为补充传统监管手段的方式帮助应对新挑战。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改变了金融市场的格局,对传统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冲击,文章通过对中国香港监管沙盒进行案例研究,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目前香港地区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并分析总结了其优势与值得学习之处,提出了对未来金融监管趋势的展望以及建议与行动计划。

城商行与金融科技融合的监管创新:风险、机遇与路径

随着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文章分析了城商行在金融科技融合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科技风险、合规风险以及市场风险,评估了金融科技带给城商行的增长机遇,特别是在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以及拓展金融服务边界等方面。同时,文章进一步深入讨论了监管创新的必要性,阐述了在金融科技快速演进的背景下,传统监管框架面临的局限性,提出了一套针对城商行与金融科技融合的监管创新路径,以期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平衡。

银行数字化运营中的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银行数字化运营已成为我国金融行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银行数字化运营在提高银行服务质量和效率、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挑战。本文将从银行数字化运营的现状、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挑战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基于动态演化博弈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策略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监管机构的双方动态演化模型,从演化博弈角度分析主体双方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性,并用仿真分析研究主体双方创新监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监管机构自身净收益与金融科技公司过度创新的额外收益,均决定了两个主体之间是否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鉴于此,在对金融科技创新进行监管时,应该创新监管理念,采取适度监管的原则;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效率;加大惩罚力度,压缩过度创新的获利空间;不断健全金融市场规则,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体系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金融服务行业基本上延续两条创新发展路径:金融需求与科技深化,且历经了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阶段。当前,金融科技深度嵌入金融服务行业,并通过市场与政府资源配置形成了“双重法则”,即金融科技通过市场化创新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同样给我国统一大市场的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挑战,亟待通过政府配置实施金融监管,因为金融科技“混业性”与金融监管“分业性”存在发展冲突,金融科技“去中心化”与金融监管“趋中心化”存有逻辑分野,金融科技“风险复杂化”与金融监管“目标分散化”具有现实矛盾。因此,通过重点比较中外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与监管体系的异同,重构我国统一金融科技大市场的监管体系:变革金融监管理念,对金融科技实施统一监管;创新金融监管工具,稳步推进“监管沙盒”建设;调整金融监管目标,防范金融风险并保护消费者权益。

撬动更多金融资源 助力科技中小企业发展——四部门实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

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是极具活力和潜力的创新主体,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由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金融监管总局制定的《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于日前正式发布。

引导金融科技创新健康发展的制度实验——基于监管沙箱视角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优化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由于时代发展,风险布局发生改变,金融科技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效甄别高风险交易,提升金融风险技防能力。监管沙箱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模式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寻求平衡的重要尝试。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分析,发现由政府主导引入监管沙箱制度,确实对金融科技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在政府引入沙箱和科技企业采纳创新的意愿均较强时,演化结果得出政府愿意采纳且科技企业的创新意愿强烈的双赢结果;反之,演化结果呈现两极分化的不确定性。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金融科技企业层面三个角度分别对监管沙盒制度的应用提出了合理建议。

金融科技发展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金融科技发展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影响。通过对金融科技的概述和现代金融监管的特点进行分析,发现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给传统金融监管带来了挑战与机遇。金融科技的出现改变了监管方式,推动了监管模式向数据驱动和智能化方向转变,提升了监管效率和效果。现代金融监管需要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促进监管机构的变革与创新,探索多元化的监管合作模式,推动监管科技的应用与发展。未来,金融科技与现代金融监管将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新挑战并推动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困境与应对措施——以广深两地试点为例

自2019年末北京市开启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来,共计二十余市加入试点队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晋湾区,湾区内广州和深圳两市的试点情况备受瞩目。然而,相较于域内外常态化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无论在机制设计抑或运行上,广深两市在试点中均面临现实困境。借鉴域内外经验,并结合湾区的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监管工作可以从创新理念、确立原则等方面划定柔性监管边界,从建立规则、出台配套协调机制等方面厘清刚性监管底线、建立创新监管保障,纾解目前试点困境。

金融科技监管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研究

金融科技监管是影响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技术创新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以2015年《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2012—2018年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政策性视角研究金融科技监管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出台后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以上结论在进行安慰剂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出台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抑制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监管通过缩减信贷规模增加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从政策性视角分析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前后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有助于平衡“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问题,使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关于金融科技与金融稳定的思考

当新金融技术出现时,其内部运行机理及其与金融系统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机制难以被知悉,特别是新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给现有技术系统带来的影响,使金融监管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数字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应用,金融科技对于增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大有裨益,但是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新型金融稳定风险,增加了应对和处置金融风险的难度。文章在探讨金融行业技术创新利弊的基础上,厘清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稳定监管的关系,并提出将金融监管置于技术创新全生命周期等六项预防性监管建议,旨在将金融风险管理“关口前移”,缓解金融科技发展给金融稳定带来的威胁,维护金融安全。

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实施现状、问题及对策

在科学技术不断深入金融行业的背景下,为防范金融科技风险的蔓延,国际上陆续采用了监管沙盒模式对金融科技创新进行监管。本文在分析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实施的运作流程和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实施特点,探讨了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存在着准入程序单一化、分业监管带来的非协调性、金融科技创新测试产品的同质化和监管法律的细节未完善等问题,并结合国际上的监管沙盒实施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实施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设立多元化准入程序和差异化测试时间、打造双峰监管体系、建立监管沙盒信息共享机制和完善金融科技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等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