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传染——来自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5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构建了金融机构间系统性风险传染网络,并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气候风险对金融机构间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气候风险事件下金融机构间的网络关联度更紧密,彼此间的系统性风险传染水平显著提升。气候风险主要通过加大投资者恐慌情绪提升金融机构间的系统性风险传染水平。相较于大型金融机构,气候风险冲击下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输出与风险输入水平更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剧气候风险对金融机构的负面冲击;《巴黎协定》的提出会缓解气候物理风险对金融机构间系统性风险传染的负面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气候转型风险对金融机构间系统性风险传染的负面影响。本文为防范气候相关金融风险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决策参考。

金融错配与我国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

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关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即金融错配)是否会引致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基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客观存在的金融错配事实,以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通过推升非金融企业的过度负债、商业信用关联以及“脱实向虚”,显著提高了非金融企业的系统性风险水平。这一效应对于高客户集中度、货币政策紧缩期及金融周期下行期的企业尤为明显。这一研究发现在丰富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驱动因素的同时,也为政策部门进一步优化宏观政策调控方式以降低金融错配引致的非金融企业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机构ESG表现对系统性风险溢出作用研究

基于DCC-GARCH-ΔCoVaR模型,考察金融机构ESG表现与其系统性风险溢出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金融机构ESG表现改善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溢出,且当将其拆解为三个维度时,环境和社会表现对系统性风险溢出具有抑制作用,而治理表现的作用则是促进性的。作为内部因素的机构规模增大会增强ESG表现对于系统性风险溢出的抑制作用,而在外部因素即危机事件发生的情况下该作用的效果更加明显。将金融行业细分后,证券业中金融机构ESG表现的改善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溢出,但在保险业结果却相反,而在银行业中的作用则并不显著。

中国跨市场金融风险的动态溢出效应:系统风险与异质风险

本文旨在揭示中国不同金融市场的风险类型(系统风险与异质风险)在跨市场传染中的特征、角色以及大小。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银行部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金融压力指数;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将四个金融市场的金融压力指数分解为系统风险和异质风险;最后,采用广义方差分解法研究四个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和异质风险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本文创新性的研究发现主要有:(1)如果不考虑系统风险和异质风险的交互性和强传染性,则会严重低估跨市场风险传染的程度。(2)尽管四个市场的系统风险传染网络和异质风险传染网络都相对“自成体系”,但我们仍可识别出,银行系统风险是联结两个网络的主要力量,是整个系统中的重要连结节点。(3)在系统风险网络中,债市系统风险和银行系统风险之间、股市系统风险和债市系统风险之间、股市系统风险和汇市系统风险之间具有显著的双向溢出作用,这些溢出作用均是系统性风险“互溢”网络中最重要的“连接线条”,且债市系统风险是显著的“净发送方”、银行系统风险是显著的“净接收方”。(4)相较于系统风险网络关系,四个市场异质风险间的传染网络关系则更为紧密,其中,债市异质风险是显著的“净风险发送方”,而汇市异质风险则是“净风险接收方”。(5)在面对次贷和欧债危机、2013年流动性危机、2015年股灾和“811”汇改、2017年影子银行高风险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等各种金融冲击时,风险溢出性和传染性增强,且不同的市场(及不同类型的风险)在面对不同的冲击时发挥着阶段性系统重要性金融市场的作用。(6)相较于金融冲击,重大公共卫生冲击(如COVID-19)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金融市场间的溢出网络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交织的网络结构,且各市场的异质风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溢出作用。因此,区分风险类型、判断风险“互溢”网络中的重要连接线条、识别不同危机中阶段性“系统重要性金融市场”对于预防危机和治理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金融监管与非银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传染

近年来,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跨部门传导效应,尤其是非银行金融部门风险传染可能成为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挑战。本文基于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微观数据,采用弹性网分位数回归构建尾部风险网络,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动态捕捉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的演变特征,研究金融监管对非银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总水平主要来自非银行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其中多元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尤为突出,证券部门和多元金融部门存在较为密切的双向系统性风险溢出;第二,2017年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公司之间的风险网络结构密度有所降低,跨部门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显著降低;第三,金融监管对非银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性特征,2016—2017年金融监管明显降低了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2018年后政策效果因受到外部冲击而有所弱化;第四,不同非银行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对政策冲击的响应存在差异,金融监管政策在短期内降低多元金融部门和证券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完善中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和健全相应的风险监管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债务置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政策搭配

我国推出债务置换政策致力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但关于该政策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以及其作用机制如何,目前尚无定论。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探索如何防范与化解债务置换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债务置换政策尽管能够缓解地方政府的短期违约风险,但是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副作用。其副作用来源于两种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违约转移渠道,债务置换设计中应该充分关注这两种渠道的副作用。本文还发现,搭配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缓解债务置换副作用,相比之下宏观审慎政策更加有效。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债务置换政策的成功,本文建议实施“债务置换+宏观审慎”的政策组合。

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的机理与防范化解

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家科技创新大战略的有力实施,持续开展金融改革与创新、强化金融风险防范与监控,是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的机理和传导机制。其次,深入分析影子银行暴涨、房地产泡沫加大、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加大、杠杆率剧增等因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传导、爆发和扩散的影响,剖析其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策略:一是以国家安全为核心,改进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积极防御和蹄疾步稳”战略思路;二是在实践中完善金融制度性安排,有效运用好现代科技,后金融机构改革时代实施“制度安排+技术操作”系统性风险防控新模式。

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模型,研究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和增收减支功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抑制作用;政府审计通过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在政府审计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地区法制水平越高,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强。

离岸金融中心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离岸证券投资——兼论金融监管的作用

离岸金融中心(OFCs)囤积着巨额离岸证券投资但也隐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章采用36个OFCs的2006-2020年面板数据,合成并测度了全球OFCs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以此检验了其与OPI的关系和金融监管在其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全球离岸金融系统性风险呈现下降趋势,其中银行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贡献度较高,并且系统性风险抑制了离岸投资者持有OPI。国际社会重压下的离岸金融监管并非力有不逮,而是通过降低金融市场和政府部门风险两条路径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吸引了OPI。异质性研究表明,金融监管抑制股权类OPI风险的效果比债务类OPI更为显著,对OPI风险的遏制作用则在金融危机后比危机前更加突出。

地方政府债务与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财政与金融体系存在紧密的相互关系,地方债务风险的外溢或将传导至地区金融机构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基于2015~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显著提升了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并且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影子银行是地方政府债务作用于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东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比西部地区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体系、促进政府债务资金体系可持续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金融系统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性

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转型和金融体系全面改革的双重挑战。为了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研究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从四个维度14个指标构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研究发现,从2011年到2023年,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上,建立包含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深入分析不同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冲击效应,表明需要搭配使用两种货币政策工具来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

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

发展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优化社会资本配置效率。但也存在由于监管滞后、法律不完善而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不利于金融稳定,因此有必要厘清数字金融发展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化解路径。本文通过选取201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整体及细分维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二者之间是否发挥传递机制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会显著提高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但对不同维度的系统性风险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数字金融均存在增大银行业、资本市场和政府的系统性风险,即存在促进作用,而对房地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却存在抑制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显著的“遮掩效应”,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经济高质量发展能有效缓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这表明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金融创新过程中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及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大系统性风险。在此背景下,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尤为重要。首先,分析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现状,从供需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因素、货币政策方面探讨了引发其波动的主要原因,并深入研究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影响。其次,围绕政策调控、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和监管,分析了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机制。最后,从完善政策调控体系、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和监管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措施,以有效应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

数字金融系统性风险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采用VaR、非线性Granger等方法,得出数字金融尾部风险存在显著非线性趋势,数字金融行业金融风险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数字金融行业的尾部风险事件很可能殃及整个金融市场,形成系统性风险。使用非线性与混频因果关系检验法得出,数字金融风险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细分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行业风险引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变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不会造成数字金融行业风险的聚集。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尾部系统风险视角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尾部系统风险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尾部系统风险间呈现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信息质量和资金状况作用于个股的尾部系统风险。就信息质量而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信息操弄程度和股价信息含量分别呈现U型和倒U型关系。就资金状况而言,数字化转型将降低企业内部现金充裕度,并增强企业金融投资趋势。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尾部系统风险的影响在有数字化研发项目、高管薪酬水平较低、财务风险水平较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地方金融监管强度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为深化企业改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影响研究

近年来,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成为我国金融工作的关键。现有文献充分探讨了传统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影响,但研究的视角大多局限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基于此,本文对现有的文献成果和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最终选用TVP-VAR模型检验结构型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冲击。研究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不同工具的影响特征各异。因此,本文结合研究结果对中央银行合理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不断加剧,越来越多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为追逐高收益,通过委托贷款、委托理财、民间借贷和购买各类影子信贷产品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非金融企业已成为我国影子银行业务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明显。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使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联动性加强。针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高维特征,本文引入最小绝对值压缩和选择算子(LASSO)方法,并将其应用到高维VAR模型中,利用滚动回归方法构建非金融行业与金融机构间的风险关联网络,并从总体、行业门类与行业大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探究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及跨部门传染特征。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行业与金融机构总体风险关联水平呈阶段性变化,且在风险集聚时期会出现显著上升;非金融行业门类与金融机构间都存在一定的聚集效应,房地产业是非金融行业门类与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的主要路径之一;银行业系统中的重要性银行一般都是风险净溢入单位,证券业一般是风险净溢出单位,保险业一般是风险净溢入单位;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会挤出实体投资,并通过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联动性,提高其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净溢出效应,从而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应从顶层设计有效的监管制度。具体而言,一是关注非金融行业的风险溢出情况,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二是加强对非金融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研究型审计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逻辑理路与实现机制

将研究型审计应用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之中,是探索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思路、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探究研究型审计的内涵及时代价值,并从审计思维角度审视研究型审计的思维体系构成,为其深化应用奠定基础。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势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面临的新变化和现实挑战,探究研究型审计助力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逻辑理路。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中观和宏观逻辑与研究型审计的理念方法相结合,寻求研究型审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实现机制,推动研究型审计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领域的创新应用。

数字金融发展、影子银行消弭与系统性风险防范

数字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是金融学界和业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研究使用双重固定效应下的面板数据方法,采用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11—2021年相关数据,对数字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利率市场化、抑制影子银行发展、稳定金融系统的功能进行了分析。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以信托产品收益率作为影子银行强弱衡量指标,并以影子银行发展强弱作为机制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使得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平均降低了0.242。机制分析表明,系统性风险降低的原因来源于商业银行战略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利率市场化,进而引发影子银行的消弭,金融系统得以稳定,系统性金融风险降低。

“穿透式监管”的适用与限制:金融工具、系统性风险与监管边界

在以融资为唯一诉求的市场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及产品的创新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一种以“监管套利”为主的演进特点,由此始终遭遇“合理”与“不合理”的非议与挑战。就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特点而言,在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名义下越来越强调对于金融主体或者金融行为的“穿透式监管”。然而如果无视金融工具自身的特性及由其所决定的金融监管应有的边界,对于金融工具的任意“穿透”可能不仅无益于有效监管的总体目标,还会扼杀金融市场按其自有规律前行的动力和基础。总体而言,金融监管的“穿透”只应是一种实现功能监管的辅助工具而非主要手段,更加科学的方式是在对“系统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进行区分识别的基础上实现“和而不同”的功能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