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战时体制下的金融统制

1943年1月,汪伪政府正式对英美宣战,并在其统治区实行所谓的"战时体制"。在金融领域,汪伪政府通过强化战时金融统制,加强了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能,实现了币制的统一。但它并没有摆脱日本的操纵与控制,其金融统制政策使得汪伪统治区的财政更为混乱,物价上涨,汪伪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财政金融统制

1941年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开始对东南亚地区实行财政金融统制,采取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军队和金融机构具体实施的方针,滥发军票和南方开发金库券,对占领区征收苛捐杂税,排挤当地商业银行,严重破坏了当地原有的财政金融秩序,给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日本对华北的金融统制与天津金融业变迁

为获得对外侵略战争的物资支持,日本在侵占华北以后,对华北地区全面实施经济掠夺和统制。日本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为基础,建立货币金融体系,实施对华北的金融统制,极力破坏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日本对华北的经济和金融统制,使天津逐渐失去了自开埠以来所形成的中国北方地区贸易、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对天津金融业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使天津金融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金融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战争经济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基地。为满足日本的战争需要,伪满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使得日伪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较此前更加严酷。本文从统一汇兑巩固"元元等价"、统制资金促进战争产业发展、强制储蓄直接剥夺劳动收入、管制利率强迫共同融资削弱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改革《满洲中央银行法》消除央行独立性等角度全面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如何强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

日伪政府金融统制与沦陷时期天津银号的更生

作为华北重要的金融中心与商业中心,近代天津的资金调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金融机构——银号,但是这一状况在抗战爆发后发生了明显转变。本文以沦陷时期天津银号为研究对象,从日伪政府统制金融政策视域探讨沦陷区商品市场以及贸易秩序的变迁,以便厘测中国传统金融发展路径的变动情况;通过分析1939年初以后日伪政府不断加大统制金融的力度,天津银号在传统民间金融被监督的情况下转变经营方式、调整组织形式、维持生存环境等系列活动,以期探析沦陷时期天津银号的发展与更生,为评估沦陷时期乃至近代中国传统金融发展路径提供阶段性的实证依据。

伪满洲国中期金融统制的强化(1937-1941)

伪满洲国统制金融是伪满洲国史、伪满洲国统制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着重考察1937年至1941年,即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执行期间的金融统制问题。具体从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与资金需求、强化金融机构统制、加强对一般企业资金统制以及强迫资金供给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太平洋战争前后日军实行华中金融统制史料选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前后,面临英美开战引起的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战局的变化,对华中、华南占领区实施了金融统制政策新调整,这些调整反映了日军新的对华侵略政策和经济掠夺手段,也对当时这些日占区乃至周边国统区、游击区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新的破坏。本辑史料选自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日文档案,它对揭露、研究日本这一时期日军的侵华罪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成兴法翻译。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金融统制探略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将控制金融业作为其重要目标之一。在继承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一些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在执掌南京国民政府过程中,蒋介石形成了系统的"金融统制"思想,并通过制定金融法规、整理公债、改组银行体系、币制改革等,建立和确立起金融统制。其中某些思想和制度仍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伪满金融统制机构的设立及其币制统一

日本侵略者以武力夺取东北的金融命脉,1932年7月,拼凑起为殖民统治与掠夺服务的金融统制中心——'满洲中央银行',强制实行币制统一政策。1935年'伪满'基本实现了币制统一。实际上,币制统一过程就是殖民统治当局盘剥东北人民、强行掠夺东北财富的过程,也是实现伪币与日元等价的过程。本文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主,揭示这一过程如何实现。

对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制度的初步考察

日本战后金融制度的演变早在战前,日本的金融业就已相当发展,有过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为日本殖产兴业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遗憾的是后来被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侵略和掠夺的工具。对外,目本侵略军每到一处便首先设立“政府银行”,以便对殖民地的经济进行控制,先后有台湾银行、朝鲜银行、满洲银行便是例证:对内,则加紧实行金融统制,以应付战争经济的需要。因而,到战争结束前夕,日本的金融已经蜕化为僵硬的、腐朽的“统制性金融”。

论日本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的措施

日本在战后初期的1946～1949年,实行的是统制经济,在1949～1952年间,经历了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个转变时期所出现的经济现象以及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其中有些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切底转变──《中国金融改革大思路》序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切底转变──《中国金融改革大思路》序杨培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１９７８年８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改革银行的建议》以来，已经经过十五个年头。这是金融体制改革奋勇前进、神速进展的十五年。现在金融体制已经进入进...

战时大后方金融网计划与敷设困境——以国家银行为中心的评析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的西部地区成为战时后方基地。国民政府为活跃后方金融,开发后方生产,先后制订以国家银行为骨干的三期金融网敷设计划。尽管如此,这种明显带有政府指令性的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遭遇行员质量堪忧、银行人事开支浩繁和分布极不平衡等三大困境,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行员数量并缩减开支,最终导致三期金融网计划未能如期完成。此一过程,凸显了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的有限性。

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关系

中国银行从民国初年成立后即发挥着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使得中国银行由国家银行转制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１９３５年的第二次改组后又使得中国银行成为国民党“四行二局”金融统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的性质和地位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旧中国金融业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

伪蒙疆政权初期的银行业

蒙疆银行是日本在蒙疆地区进行经济掠夺、搜刮侵略战争资源的经济中枢。同时,各伪自治政府管内在“一行主义”的前提下,合并原来察南、晋北、绥远的旧钱庄,分别成立了察南.晋北.蒙古三实业银行,进行一般普通商业银行的业务。蒙疆地区的金融机关由此形成了作为中央银行的蒙疆银行及下属三普通银行的格局,最终完成了金融机构上的一元化统制。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述论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傀儡政权的中央银行,在日本卵翼下诞生,成为日本加强金融掠夺支持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

从“统制经济”到“统制金融”:论南京国民政府垄断金融制度的思想背景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与推动下,逐渐扭转了北洋政府时期经济的自由化、自治化倾向,在抗战前基本实现了金融制度的统制与垄断,并将这一制度特征延续到了战时与战后。显然,为学界所公认的垄断性金融制度的形成缘由并不单一,除却传统的集权政治模式,国民政府之宪政运动,单一政党导致的不良政治,及部分官僚的私心私利等种种因素外,上世纪三十年代由西至东席卷全球的统制经济与统制金融思潮亦对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孙中山、蒋介石等党国要人的经济思想更是与之形成了同向的合力。

论1935年金融恐慌中的“小三行”改组

在1935年的金融恐慌中,"小三行"普遍面临着挤兑风潮和生存危机,不得不仰赖于政府的救济。政府先是提供借款挽救危机,继而进行了初步人事改组,最终在发行准备移交的交涉中完成了对"小三行"的根本改组。1937年初,历史不同、性质有别的"小三行"被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小三行"改组与自身业务经营不善,尤其是纸币发行准备空虚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国民政府金融统制中的重要一环。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地战时金融及其法律规制——以西康省为例

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及时调整金融策略,并建立较为完备的战时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以实现其以战时金融财政支持持久抗战的目的。随着国民政府金融重心的西移,以及建设西部后方金融体系的实践,西康省等西部边地获得金融制度及其法律规制现代化的历史契机,其现代金融体系及其法律规制从无到有,初步形成。然而,统制金融的先天弊端,以及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及其法律规制的实践与康区社会的严重脱节,使康区金融仍保持顽固的农奴制残余。以西康省为个案,分析总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边地通过法律法规推行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的经验和教训,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日本金融革命的起因、发生与发展

战后的日本在一度沿袭战时经济统制和金融统制的管理体制之后,逐渐认识到搞活经济必须搞活金融,要改变“统”(资金统制)、“固”(固定化的体系利率和固定汇率)、“封”(封闭式金融),逐步向利率自由化和弹性化及金融国际化迈进。但经过二十年后,由于日本政府用走小步方式放宽金融政策,在业务上实行复杂的法律规定和行政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