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持有与居民收入阶层变化密切相关,家庭个体特征、教育与金融素养、信息获得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但近年来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变化是数字金融的发展,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投资体验不断提高,居民随时随地即可完成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从金融供给侧角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影响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并提高了风险资产投资占比,其中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大,发挥了普惠金融的作用。

企业避税行为与金融资产持有——基于管理层代理问题视角

以中国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避税行为对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旨在为理解避税活动对金融资产持有的内在机理提供微观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企业避税活动与金融资产持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令人遗憾的是,企业避税活动负担下的金融资产持有是一种对实体经济的掏空行为,它不仅会导致研发支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实体投资减少,而且还会造成企业未来主业业绩下降。此外,还发现企业避税行为对金融资产持有的这种正向关系,在高管理层短视、高管理层权力和强管理层激励的情境下表现得更加明显。该项研究不仅从委托代理视角论证了企业避税行为与金融资产持有的关系,而且还为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提供了新证据。

金融资产持有与企业违约风险: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持有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传导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与企业违约风险呈现显著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金融资产持有有助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而过度的金融资产持有将会加大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KZ指数、现金流状况、财务冗余和真实利润水平代理的融资约束在金融资产持有影响企业违约风险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传导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和金融资产持有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亦能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违约风险预测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人民币国际地位对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的影响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借鉴Thimann构建的货币全球地位指标,测算出2006-2015年间22国或地区货币全球地位变化情况,发达经济体货币全球地位占比73.36%,相对2006年下降5.62%。货币全球地位前三名依旧是美国、欧元区和英国。新兴经济体货币全球地位比例与2006年相比上涨。其中,人民币上涨幅度最为显著,由2.69%上涨为6.58%。通过Blundell-Bond的系统GMM模型进行分析与测算,结果显示:在考虑经济规模、双边汇率波动、双边利率差和投资国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全球地位提高1%将增加0.43%的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

企业经营风险对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机制研究

为探究企业经营风险与金融资产持有的关系,文章以沪深A股2009—2018年间23637个观测值为样本数据,研究了企业经营风险对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具有更高经营风险的企业更倾向于持有金融资产。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控制水平和管理者代理行为在企业经营风险影响金融资产持有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完善的内部控制和聘请低代理行为的高管有助于缓解企业经营风险对金融资产持有的正向关系。文章不仅补充和拓展了当前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因素和企业经营风险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而且对股东如何管理金融资产持有行为提供了新证据,有助于从源头上强化对管理层金融泛化的监管。

社会保障对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福建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福建省数据,实证分析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与家庭持有社会保障状况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保险持有种类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家庭持有社会保险种类每增加一种,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平均增加约1.5万元;社会保障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中并不显著;其他相关变量中,风险态度和资产总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仍有显著影响。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居民消费支出

使用2013年CHFS数据,通过构建ols模型,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消费支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对家庭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以金融资产收益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为工具变量,结果仍显著。将样本本分为户主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家庭和户主年龄小于45岁的家庭后发现,对中老年人而言,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此外引入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与户主是否接受大学教育的交互项,得出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例有互补效应,随着户主的教育水平的提升,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提升对家庭非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人占比及少儿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同时降低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老年人占比对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少儿占比对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

债务融资对金融资产持有的理论研究

企业由原来的被投资主体转变为金融资产的投资主体。非金融上市公司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占据实体投资的资源,进而产生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基于债务融资的外部治理作用,债务融资在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持有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债务融资具有加快金融资产持有调节的作用,且较于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持有动态调整的影响更明显。

人民币国际地位、汇率波动与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基于PVAR的实证研究

我国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升,汇率弹性也逐渐增强,同时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在稳步提高。本文借鉴Thimann(2006)构建的货币国际地位指标(Composite Index),对22个主要国家或地区货币数据进行研究,测算出2006—2015年人民币国际地位由2.69%提高到6.58%。本文运用Love(2006)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波动与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三者间联动作用。研究表明,除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在1期对汇率波动产生0.18%负向影响外,任一项对其余两项均会产生正向影响;人民币国际地位对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的贡献率是汇率波动的三倍。

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状况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

结合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明显及债券市场重要性日益凸显的情况,文章基于2019—2021年我国发行交易所债券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状况对其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实体企业所持金融资产总量占比越大,其债券融资成本越高。(2)受长期金融资产收益不确定性大且变量能力差的影响,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越多,债券融资成本越高;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确发挥了“蓄水池”和“财务缓冲器”的作用,使得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有所下降。(3)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增量越大,其债券融资成本越高。

健康状况、商业医疗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研究健康风险状况、商业医疗保险和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本文通过二元Logit回归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健康状况差的居民,健康状况好的居民持有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更大。商业医疗保险在健康状况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该调节作用通过家庭收入的中介实现。如果家庭成员没有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健康风险将通过收入水平的中介减少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如果家庭成员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健康风险将通过收入水平的中介增加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

中国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决定因素和含义:一个实证调查

本文以深沪上市非金融企业2003年第一季度-2012年第三季度的公司层面数据研究了中国非金融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决定因素和可能原因。结果表明：无论制造业企业还是其他非金融企业，随着公司规模增大，非金融企业对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持有比重都有上升。在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金融资产具有过高的实际收益率的背景下，非金融企业也倾向于为投机目的而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同时认为资本结构文献中的传统优序融资和权衡理论在解释中国这些作为金融中介的非金融企业的行为时可能不是唯一合适的理论，金融投资是直接投资的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取决于投机动机还是交易及预防动机占主导地位。

金融化对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7-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对其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金融化程度高于国有控股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金融化程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金融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企业金融化策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研究指出金融化是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途径,也有研究指出这是主业丧失的重要诱因。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提出两个研究假设并构建了两个模型,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后,对两个模型进行了面板回归分析,并通过稳健性和差分GMM验证了两个模型的稳健性。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制造业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取的收益与创新效率呈负向关系,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两个假设的正确性。

企业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会计处理方法的探讨

如果国家经济形势暂时处于低谷,融资环境和投资环境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在找不到恰当的投资项目时和在无法确定项目资金来源时,企业更愿意"抱着现金过冬"。金融机构提供的多种理财产品成为了一个极好的选择。而对于理财产品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财务人员有不同的看法。文章试着从管理层持有理财产品的意图出发,浅析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后,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债务约束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

本文利用企业负债水平表征债务约束力强弱,以2007-2018年中国实体部门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规模”和“结构”两个维度,考察债务约束在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从规模上看,债务约束明显地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规模,主要表现在现金类金融资产上;从结构上看,债务约束驱动企业提高了风险类金融资产的相对比重,债权治理未能发挥有效的治理功能。第二,相较于短期负债与银行贷款,长期负债以及因商业信用而形成的负债对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表现出更优的治理效应。第三,因国有企业面临更为严重的“债务软约束”问题和较低的外部盈利压力,国有产权属性会明显弱化债务约束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之间的关系。第四,当外部盈利压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压力较高时,债务约束对企业风险类金融资产持有规模的抑制效应变弱,对企业增加风险类金融资产持有比重的驱动作用增强。本文研究为防范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和完善负债的相机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走出去”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中国上市企业海外并购的经验证据

本文立足于我国实体企业大幅增持金融资产和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加剧的现实情境,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6年的海外并购数据和财务数据,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对外直接投资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此外,企业国有产权属性和海外投资频次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之间的负相关性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有着多次海外投资经历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积极“走出去”,增加海外投资,能够通过抑制经济“脱实向虚”改善实体企业主业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