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适度性、企业杠杆率与非金融企业服务创新绩效

随着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许多非金融企业纷纷开始偏离主营业务通过金融渠道来进行跨行业套利,产业金融化在短期内使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同时也使企业面临经营风险增加、主营业务投资缩减等问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A股未退市非金融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分析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化适度性与非金融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调整呈现为“倒U”型关系;在区分适度性状态后发现,适度的金融化对于企业服务创新绩效表现为促进作用,而企业过度金融化则会对企业的服务创新绩效产生抑制效果。第二,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三,适度的金融化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去杠杆,而企业过度金融化则会增加企业流动性风险,提高企业杠杆,在金融化的适度性和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企业的杠杆率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企业应合理金融化、控制财务杠杆水平、提高创新支出等政策建议。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金融化适度性——抑制效应抑或助推效应

聚焦于企业投资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问题,以2010—202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董事会微观视角,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高,代理成本越高,金融化适度性越弱,并且在过度金融化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董事会正式层级会削弱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低以及董事会规模小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适度性。

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适度性研究——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的视角

实践证明,金融不足与金融过度都会有损经济增长。由此金融的适度发展对一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至关重要。通过介绍金融可能性边界这一概念,运用Thorsten Beck和Erik Feyen(2014)模型,对2005—2014年53个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的适度性进行了判断。研究发现:在最近的10年里,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总体超过了金融可能性边界,股票行业的适度性较为波动。这需要市场治理政策、市场拓展政策和市场能动政策的协调配合,推动中国金融的适度发展。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助力企业创新——基于金融化适度性的视角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从金融化适度性的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动态关系,能够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文章在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测量的基础上,研究了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未过度金融化可以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促进企业创新;而过度金融化则会增加企业对金融渠道获利的依赖,阻碍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动态关系源于不同的金融化动机,会受到金融化主动性的调节影响,且最终传导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提高金融化适度性,并考虑企业性质、发展阶段及主业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充分发挥其助力功能,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甄别模型构建与运用

企业适度金融化是维持利润增长的同时实现企业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从股东价值最大化视角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构建科学、合理的模型对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性进行甄别。结果发现:从2008—2017年,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不断深化,整体上已呈现出过度金融化的特征;且过度金融化企业占比接近一半,其中2008年过度金融化企业占比最高,2013年开始有所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从未过度金融化转向过度金融化以后,企业的金融资产规模会显著增大;同时,过度金融化会降低企业主业利润占比,增加金融渠道获利,减少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投资,降低全要素生产率,阻碍企业发展;而未过度金融化则会提升主业利润占比,促进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助力企业发展。研究结论为金融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测度方法,对科学甄别和有效监管企业过度金融化,防止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影响

以2007-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适度性角度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影响,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异质性的非对称特征。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杠杆率调整速度显著负相关;区分适度性状态后发现,企业过度金融化对杠杆率调整速度产生抑制作用,而企业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促进作用。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偏向性产业政策,会削弱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负向影响,政策效应在过度金融化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上述影响在非国有和过度负债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过度金融化是导致高杠杆率及"去杠杆"进程缓慢的重要诱因,宏观层面保持政策松紧适度有利于抑制"脱实向虚"和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

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适度性揭示了金融深度、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金融深度是与国家经济增长呈现相关性关系而并非线性关系,甚至会随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呈现负相关性。本文从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及其理论进行了各国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希望从全球范围不同国家的主要金融部门指标变化来深度探析全球金融发展的适度性格局。

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经济、金融发展阈值效应研究

在我国众多城市纷纷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目标的背景下,本文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及二者关系这个最基本的,却时常被忽略的角度剖析了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本文研究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存在两个阈值效应：一是经济发展阈值效应,二是金融发展阈值效应;这两个阈值效应决定了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那么,如何确定上述两个阈值呢？本文选取2003~2013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为样本,构建了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可以反映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状况的金融发展适度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借此对区域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存在的两个阈值效应进行了实证,对上述两个阈值给出了计算方法,进而对我国主要城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是否满足经济、金融发展阈值条件进行了判断与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仅有少数城市已同时达到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两个阈值条件,而且地理分布极不均匀。这一结果与大多数城市提出的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并不匹配。针对这一状况,本文进一步对各区域主要城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