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金融配置效率的改进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本文利用金融学基础理论—市场完全性原理对我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低效率进行剖析,认为其根源在于市场的极度不完全,有限的金融工具对应日益扩大的风险空间,风险与收益严重不对称,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因此应发展能够通过风险与收益的匹配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资本工具特别是企业债券,以降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金融风险。针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现实,可考虑通过建立区域债券交易中心来推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基于金融配置效率的资源型城市接替产业选择——以鸡西市制造业为例

耗竭性资源面临枯竭,我国传统资源型城市的繁荣发展遇到了瓶颈,转型发展之需箭在弦上。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核心就是接替产业的选择,站在金融配置效率的角度,运用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手段,对黑龙江省鸡西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制造业的接替产业选择进行了量化分析、筛选,确定了接替产业,最后提出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作用、财政资金有效介入和创设接替产业发展基金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产业同构与金融配置效率:以长三角经济区为例

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存在的产业同构问题以及对金融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布局出现了同构现象,而区域间的产业同构使得资本在地区和产业之间没有得到合理配置,这也对金融配置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提出要将优化产业布局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实现产业合理布局的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配置效率。

论金融配置效率与中国金融产业发展

相对于中国金融效率改进问题的主流认识,本文提出了金融效率改进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即"金融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通过金融效率决定因素的原始模型分析,作者认为,在影响金融配置效率实现的两个基本市场条件中,市场完全性是内生的、直接的市场条件,而市场完备性是外生的、一般性的市场条件。因此,一个经济的金融效率改进过程必须遵循"市场完全性先于市场完备性"的原则。同时,对应现阶段中国金融低效率主要起源于金融产业结构约束的现实,作者主张中国金融效率帕雷托改进必须通过金融产业发展来实现,并认为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帕雷托改进所遵循的逻辑路径应当是:组织体系结构化→权证资产(工具)丰富化→权证市场规模扩大化。

河南家庭借贷、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配置效率分析

河南省家庭消费信贷快速增长对居民储蓄率和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影响不容小觑。从金融体系配置效率的视角来看,如果消费信贷支持的部门效率低于中小企业,那么消费信贷的增长必然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挤占,从而降低经济总体产出水平。而论文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河南省消费信贷确实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了挤占效应。

“泉州金改”背景下提高实体经济金融配置效率研究——以福建省永春县为例

2012年以来,实体经济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二次创业"的艰难时期,而金融资源的配置则是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首要制约因素。泉州获批设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县域的实体经济主要是小微企业,本文以泉州辖区永春县为例,在经济下行和"泉州金改"的背景下,分析小微企业金融配置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提高实体经济金融配置效率的措施。

县域金融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秦皇岛市为例

本文运用金融相关比率、存贷差、存贷比等指标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深入剖析了秦皇岛辖区县域金融的特点以及和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旨在为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结构和促进区域经济提供参考和建议。

发挥金融配置功效 推动经济发展

金融支持经济已进入一个新时期,转变金融支持经济方式,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深入研究资金投向如何更准等问题,阐述了寻找经济和信贷新增长点等务实性课题的解决方案。

优化金融配置推动区域科技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会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科技创新既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各个地区的踔厉奋发。2022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时期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强调要从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等方面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从而强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外部支撑。

普惠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持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但其对地区金融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影响机制还鲜有研究。本文以2012-2021年湖北省13个地市为例,通过熵权topsis法和CCR超效率模型分别测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金融资源配置指数,并运用固定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湖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从民营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角度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湖北省普惠金融发展态势良好,但地市间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状况较为突出;湖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民营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中介效应显著。最后,本文从大力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加大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金融支持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CHFS的分析

为探究人口老龄化对于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从深度与广度两个层面探究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生命周期特征。研究发现,风险资产比重在青壮年时期变化不大,而在55岁之后显著减少;股票资产占比、风险资产种数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并在45至55岁达到峰值;现金与银行存款的占比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本文分析了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发现老年人口占比提升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这一抑制作用受养老保险覆盖率与收入的调节,并存在地域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主观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是年龄结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途径。最后,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本文结合实证所得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资源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需要金融资源支持的现实问题,从资源配置视角,阐述了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金融资源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并据此提出金融资源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一是完善科技企业信贷支持体系;二是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三是鼓励金融资源和科技资源的跨区域配置;四是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区域空间外溢效应;五是建设金融支持平台,推动数智化产业发展。

技术革命性突破下金融资本配置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框架设计

技术革命突破为金融资本配置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金融资本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实现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成为目前学术界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文章通过分析当前金融资本配置在提升效率、保障安全、政策支持和数据驱动等方面的成效基础上,以金融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目标,分别从金融资本配置机制、风险控制体系、政策引导与支持、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框架体系,并提出如下应用要点:通过精准识别市场需求优化金融资本配置,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通过完善风险控制体系,确保金融资本稳定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动态评估机制,调整优化金融资本配置策略。

金融资产配置与中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中老年人口金融资产配置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值得探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存款等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增加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风险性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增加则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随金融资产量、年龄组别、早期经历而具有异质性特征,且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中老年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间接效应传导途径包括健康状况、安全感和获得感,其中健康状况的贡献度最大。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资产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示范效应,而负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既不存在示范效应、也不存在攀比效应;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增强中老年群体金融素养教育,加强对中老年群体健康的关注,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安全感,加强中老年人口社会资本积累,以强化示范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稳健运行。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来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并对其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增加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潜力较大;就性别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在男性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影响更大,而健康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教育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的方式增加其对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例;健康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越强,越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其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提高。据此,应加速提升农村地区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金融环境,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农民工自身也要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素养水平,拓展了解金融信息的渠道,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预防还是逐利?

运用2007—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企业主要出于“预防储蓄”动机增加短期金融资产进行预防,而非出于“投资替代”动机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来逐利。机制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感知到的融资约束和环保投资所造成的内外双重资金压力是其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以作“预防储蓄”的重要原因,且非正式融资渠道为其提供了流动性准备。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对环境规制更加敏感,支持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预防储蓄”动机。本文为有效实施环境规制、切实防范重污染企业金融风险、避免金融“脱实向虚”提供了政策参考。

内控缺陷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内控缺陷的存在与披露效应检验

以深沪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控缺陷视角,研究内控缺陷的存在与披露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内控缺陷的存在会刺激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内控缺陷的披露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基于内部控制整体视角,内控缺陷的修复能抑制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动机上,投机套利是存在内控缺陷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作用机制上,内控缺陷的存在主要是通过加剧两类代理冲突,从而影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经济后果上,存在内控缺陷实体企业的过度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会挤出实物投资和减少研发投入;治理机制上,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大股东持股能抑制存在内控缺陷实体企业的过度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家庭人口结构、金融约束与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结构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探究金融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家庭中子女数量对风险市场参与深度起促进作用,老人数量抑制了金融资产的持有和风险市场参与深度。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数量通过刺激家庭获取收入,缓解了家庭面临的金融约束,从而促进风险市场参与深度,而老人数量增强了家庭的金融约束,从而减少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深度,且子女数量对金融约束的缓解作用大于老人数量的抑制作用。基于此,从促进新生人口增长、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加强金融教育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