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信息环境下的金融集权与分权--基于中央政府视角的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和金融风险处置上的作用日益被强调,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权责却模糊不清。本文从中央政府的视角,从信息、道德风险以及金融外部性三方面来分析金融管理的集权与分权问题。研究发现在金融集权的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干预,一国可能会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状态。在金融分权情境下,地方状态信息对一项金融政策制定越重要、信息甄别成本越大,中央向地方政府授权的价值越大,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容忍度越高。而当引入金融外部性,尤其是金融风险极易跨区域传染的特性时,有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力和丰富的宏观金融工具的中央政府在协调地区间金融溢出效应,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相比地方政府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而,本文认为在金融分权的情境下,政策性金融权力的下放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放与不放的问题,而是一个金融适度分权问题,即合理地将一系列的政策性金融权力配置给中央与地方政府,寻求最优金融分权结构,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金融分权、银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199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式分权一直被学者认为是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政府却在银行部门一直暂缓分权进程,这也成为持市场化观点学者批评的地方。本文试图从权力视角出发,首先对我国银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金融分权与集权反复过程进行回顾,并对其动因进行分析,然后运用199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分权背景下银行制度变迁的绩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分权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银行制度绩效的提高并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金融分权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应在进一步提高金融分权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市场化银行制度。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结构性失衡

本文基于中国式经济分权的大背景研究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在分析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影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验证。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相比于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变化导致的经济结构变动更大;金融显性集权会显著改善经济结构,财政分权与金融隐性分权则相反。考虑财政金融联动特征后,本文还发现,金融隐性分权在财政分权影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机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需互相配合才可达到缓解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效果。

金融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杠杆与区域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基于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区域金融风险东部地区相对较低,东北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金融显性集权在经济发达地区较高,隐性分权则较低;金融显性集权具有抑制政府债务杠杆率的作用,隐性分权促进杠杆率的提高;政府债务杠杆率在债务规模适度时降低区域金融风险,规模过大时具有累积风险的作用。建议金融分权上限制多余的地方金融机构建立,监管上注意政府债务规模的适度性,并根据区域风险的差异性进行杠杆率管理。

金融显性集权、隐性分权与区域金融风险——基于kmv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前沿的KMV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基于区域层面分析了我国金融体系权力结构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显性集权能够抑制区域金融风险,而金融隐性分权则抬升金融风险。此外,宏观和经济结构层面的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释缓区域金融风险。据此,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重塑中央和地方关系,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从根源上规范金融分权;另一方面需要对区域金融风险有全局性的判断和把握,并基于区域禀赋原则,健全区域金融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多管齐下,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金融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地方政府债务效率——基于时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区域层面分析金融显性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权力结构对地区政府债务效率的影响机制错综复杂。金融隐性分权与显性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效率的影响作用显著相反,前者具有抬升作用,而后者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鉴于此,决策层亟需因城施策,分别从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区域政府债务联动调控机制等方面入手制定差异化政策,以达到提高其债务效率、维护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政策目标。

地方政府行为、财政—金融关联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中国式分权背景的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经历多次"放权—收权"的周期循环,这不仅体现在财政改革上,也体现在金融改革上。文章从财政—金融交织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其宏观绩效。研究发现,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在反复博弈中形成财政分权和金融集权的体制框架,由此影响到地方政府行为和资源配置,并最终改善了宏观经济运行。中央一方面通过财政分权激励地方为经济增长而竞争;另一方面为限制地方竞争的金融杠杆及其引发的经济过热,在金融体制上仍维持相对集权以保留调控抓手。中央与地方在财政金融体制设计上的成功,可以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绩效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周期的平稳化趋势,给出有力解释。

金融化与国家能力——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金融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金融体系能够集聚资源与形塑不平等结构,从而影响国家能力。通过中国的案例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金融化与国家能力的社会学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了在金融化过程中国家利用金融集权增强国家控制与动员资源能力的机制与途径。国家在塑造金融集权结构的同时,利用多种途径,借助金融体系获得更为强大的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国家治理能力,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本文认为,金融对国家能力的提升有着独特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因此对金融与政治体系关系的社会学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最后讨论了运用金融手段提升国家能力的潜力的限度所在。

我国金融分权的发展及演变

中国金融分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金融分权;二是政府对市场的金融分权。本文主要讨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金融分权,并将其细化为主动性分权和被动性分权。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和国内因素共同推动我国金融分权深化发展,即由被动性金融分权向主动性金融分权演变、由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向政府对市场的分权演变,但是由于金融体系自身的盈利性、竞争性和风险性等特征,在不断深化金融分权以适应区域和市场融资需求的同时,还要注重维持金融集权和金融分权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