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生命轮回——再谈咸阳成任东汉金铜佛像

咸阳成任墓葬出土的一组特殊的金铜佛像,既不是“佛像”,也不是供养品,而是与“太极之道”相关的路径、载体。两件金铜佛的立佛与五佛,分别对应无为与有为的永恒之“道”与世间万物变化流转的对立与和谐。可视作金铜佛像拥有者(墓主人)对生命归于“道”的核心期待:天人合一,长生不死。

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

早期的佛像文化往往混杂着道家文化、神仙方术和神话故事。佛像文化真正意义的出现应该在3世纪中期以后,即十六国时期。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是从公元304年刘渊及李雄分别建立前赵及成汉政权起,至公元439年拓跋焘灭北凉,北魏统一中国为止。一百多年间,入主中原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相继建立过很多国家,混战和屠杀严重影响了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通过丝绸之路,佛教开始在黄河流域发展并兴盛起来,金铜佛造像开始大量涌现。

圣物的流通——蕃尼古道上的尼泊尔鎏金铜佛流通考察

尼泊尔的鎏金铜佛在佛教信徒心目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神圣和珍贵性,作为佛陀身体之一部分的佛像随着信徒流动到世界各地,形塑着佛教社会共同的“业报—布施—功德”观念和认同。从纵向的历史来看,早在公元6世纪,就有了“蕃尼古道”上的政治、文化、商贸等方面的互动往来,藏地最早的佛像加工艺人也是尼泊尔土著民族尼瓦尔人。作为孕育佛教的圣地,直到今天,藏族信众仍然对尼泊尔充满了想象。本文考察了尼泊尔鎏金铜佛像的制作、流通过程和现状,分析了佛像,在跨国别、跨族际的全球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中的作用。

简析金铜佛造像的封底技法

公元3世纪之前是没有佛像的,最早的佛造像是在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下诞生的,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即便没有佛造像,虔诚的佛教信徒们仍会以佛脚印、台座或菩提树等作为佛的象征。而且早期的佛造像都不存在封底之说,现在我们见到的高古佛像的封底大多数都是后代为了方便储存、运输以及收藏等加上去的。古代佛像制作按宗教程序为佛像加持、装藏、开光,佛像具有法力后才可为修行者供奉,成为佛教徒供奉的神像。金铜佛造像内部装上填充物再用一块盖板封住,这块盖板我们就称它为"底板"。最初是用薄铜制作底板,到后期开始出现木质或泥质的金铜佛造像封底。

探究中国早期东晋十六国U字形衣纹金铜佛的源流

中国东晋十六国时期,金铜佛造像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出土文物看,其典型的U字形衣纹值得我们去追溯其源流,最早从印度笈多艺术中的秣菟罗中发展过来,这个十分有意义的发现,对研究佛教的南传路线有更好的阐释。

般若华光 自在菩提——鞍山市博物馆馆藏明清宫廷金铜佛像品鉴

明清宫廷金铜佛造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工艺特点,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文章精选鞍山市博物馆馆藏明清宫廷鎏金铜佛像,对其造型、工艺特点和时代特征进行研究,以期有助于读者对这类文物的品鉴。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正光二年”铭金铜佛辨伪分析

文章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魏"正光二年"铭金铜佛为考察对象,认为此尊佛像不真。首先这尊佛像的放射性项光、发髻、面部、袈裟样式、衣纹、佛座等方面与正光时期的金铜佛偏差较大,为孤例,但与十六国时期(304-439)的佛像基本一致,二者相差一百余年。其次,此像铭文内有施金,在制造工艺上是先刻文字再施金,所以佛像和铭文为同时制作并一同施金。最后,正光时期佛教造像记都刻有造像者姓名,此像发愿文清晰,无残破现象,但没有造像者的姓名。综合以上,该像铭文存在嫌疑,佛像与铭文同时制作,佛像的真伪应该也存在疑问。

十六国及北朝金铜佛“狮子座”特征分析

狮子座是中、印佛教造像台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印度地区,狮子座主要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与马图拉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当中。在狮子座这一造像传统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的佛教造像所吸收,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狮子座以及独特的组合形式,对后续的佛教造像台座的造型以及布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魏金铜佛板图像所反映犍陀罗文化因素的东传

已发现的北魏中期金铜佛板,虽然数量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佛教物质文化的发展面貌。佛板主要因素来自于犍陀罗浮雕大神变图像,细部表现更多地吸收了此前传入汉地的犍陀罗和西域文化因素,经过整合设计形成的新型图像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金铜佛板浓缩了众多佛教文化因素,便于持有者随时随地礼拜和祈愿,系汉地产生的创造性的佛教造像形式。

中国初期金铜佛及其来源

中国初期金铜佛是胡人面容,基本特点是睁眼、上唇有八字胡,与长江流域西晋纪年魂瓶佛像和吴晋陶瓷佛像相似。其图像志主要来源于汉晋时期佛像,部分来自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近年刊布的西晋"太康十年"铭文铜佛是参照某些南北朝早期金铜佛像特征的赝品。

早期金铜佛像研究述评

现有早期金铜佛的研究主要围绕早期金铜佛的起源、类型和分期、区域研究、专题研究和真伪鉴定五方面展开。有的著录出现造假金铜佛,对早期金铜佛像起源、年代判定和分期认识差异较大,内容重复、方法单一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运用纪年佛像和考古类型学的＂桥连法＂,建立早期金铜佛年代序列,然后运用图像学、社会学等方法,对早期金铜佛的风格、信仰进行研究。

跋高句丽金铜佛造像

佛教传入高句丽以后,高句丽人修建寺庙,供养佛像。高句丽故都集安国内城,朝鲜平壤城都曾发现过关于佛教的遗迹和遗物,出土了一些铜造像和金铜佛造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金铜佛造像亦有称为鎏金铜佛像的,因古文献中多称金铜佛造像,故用此称谓。几年前,从一位朋友处见到了一件高句丽金铜佛造像,背光上刻有铭文。其造型、铭文与韩国出土的金铜佛造像有许多相似之处。制造年代与铭文内容对于解决高句丽中晚期的历史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再论甘肃泾川铜器窖藏出土金铜佛像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本文论证确认甘肃泾川铜器窖藏出土的"归义侯印"为后赵官印,同时认为与之同出的华盖金铜佛创制时代亦应定为后赵,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华盖金铜佛、满城征集的坐佛也应是后赵邺城一带的产物。这些金铜佛像见证了后赵佛教文化的繁荣,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对于讨论早期造像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金铜多宝佛背屏佛像的图像志分析

许多学者在研究二佛并坐的金铜佛样式,却鲜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形式背屏佛像的风格特征。笔者通过对这些佛像图像志进行考古学分类,并分析它们的风格样式,认为它们的样式来源与受印度佛教造像影响的早期金铜佛样式有关,或间接来源于印度早期的佛像造型特征。

中国早期金铜佛的一种考察

一图1至图3是中国金铜佛近年来新出的资料。虽然都是小金铜佛像,但作为中国早期的金铜佛像,它们身上所带有的一些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下面,就以图1的佛像为中心进行考察。该像高9.4厘米（除去光背高7.8厘米,光背高4.8厘米）,目前光背的一部分以及台座前面尚遗留有镀金,其他部分已经基本脱落,佛像以及台座磨损严重,棱角模糊。按照惯例,此类佛像台座的前面理应有两头狮子,但是在本尊中却一只，

北魏佛教造像艺术风格浅析

北魏早期的佛像带有浓郁的中印度色彩,造型保留了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大部分形象特征,以犍陀罗风格为主,同时融入了印度笈多王朝的造像特点。彼时,西域高僧进入中土传教、授经,带来了犍陀罗样式的佛像,使得工匠在最初造像的过程中参考的佛像样式基本源自佛教经文,故北魏早期的佛像往往是依据经典仪轨制作而成的。北魏初期的造像梳波浪式发髻,面部圆浑,有高鼻梁和深眼窝,身材高大雄伟,衣褶为扁平状上加刻阴线,乃犍陀罗样式的沿袭。还有一些造像除了有犍陀罗风格之外,还带有笈多地区的造像特点,比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由菀申所造的鎏金铜佛立像。

佛教艺术与藏传金铜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艺术既有几千年所逐渐形成的深厚传统,又具有丰富的多民族特色,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早期,新疆鄯善地区的佛教艺术具有较多犍陀罗影响,而龟兹艺术却明显富有了龟兹特色,并影响到了周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