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考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编校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功臣刘毓崧、张文虎

金陵本《船山遗书》编校工作的业务负责人是刘毓崧。刘氏在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文件:《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王船山丛书校勘记》二卷,它们充分反映出刘氏校勘工作的细致和校勘水准之高。《张文虎日记》记录了张氏参加《船山遗书》编辑的全过程。张氏不仅校对了多种船山著作,而且建议将船山的重要著作散印单行,俾寒士易于购买。刘毓崧利用他掌握的船山著作及有关资料,编了《王船山先生年谱》上下两卷。此谱有三个优点:一是着力揭示谱主的心路历程;二是极力还原谱主生平活动实况;三是竭力辩明谱主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