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所见“自我书写”现象论析——兼谈“对扬”“埶”“施”等词之义

“自我书写”是指文本对自身及其创作过程进行叙述的现象,在铭文中可分为“自我指称”与“自书作铭”两类。通过铭文“自我指称”之例,可知当时观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铭”,分别指向全篇铭文、祈祝单元、部分警句。通过“自书作铭”之例,可见时人对铭文功能的认知,并可辨析与作铭相关的一系列词语,有“对”“”“由”“扬”“光”“埶(设)”“施”等,而常见的“对扬”一语亦是制作铭文以显扬功勋之意,并非对答、称扬等礼仪动作。青铜器铭文中的“自我书写”对研究铭文观念、叙事手段的发展以及后世铭体的演化有重要价值。

多类别形态的未隶定青铜器铭文细粒度识别

未隶定铭文的识别主要依靠传统卷积网络提供单一的全局特征,却忽略了部位识别和特征学习的关系,导致模型难以充分表达复杂形态的文字构造,进而产生识别误差。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姿态对齐的多部位特征细粒度识别模型(MP-CNN)。在第一个阶段,构建空间转换器引导铭文统一字形姿态,辅助模型准确定位文字的鉴别性部位;在第二个阶段,构建级联的ECA(efficient channel attention)注意力机制引导特征通道组合,定位多个独立的鉴别性部位,并通过相互增强的方式细粒化地提取铭文的形态特征,解决复杂形态的文字识别问题;在第三个阶段,构建特征融合层获取识别结果。实验表明,该算法在铭文标准数据集和多类别形态数据集上的识别准确率分别为97.25%和97.18%,相比于传统卷积网络ResNet34分别提升4.63%和8.89%。结果显示,该算法能够有效针对铭文实际形态的独特性,实现未隶定铭文的细粒度识别。

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录式和自述式两种,前者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记录命官之辞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或将史官多次相关记录最后汇总成编。通过比较可知,自述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自一个“共享库”。这个“共享库”或与史官文书、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以及口传文化均有关联。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文献中已有整合数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洛诰》等。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一词多形

根据用来记录同一词语不同构形的影响因素和产生方式,汉代铜器铭文中的一词多形现象可分成三类:一是由假借字造成的,二是由异体字导致的,三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由于用来记录同一音义的文字书写形式差异、书写形式与语言环境的变化,汉代器物铭文中出现了较为复杂的音义与字形对应关系。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本文先从文字考释出发,认为糿字与索字无论在字形还是在含义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的铜器铭文应为糿而非索,是糿氏之器,而非索氏器。糿氏受到商王朝的重视,经常参与商王朝的重要活动,拥有较高的地位,很可能是商族的一支。进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甲骨文、铜器形制以及商文化在泗水流域的消长情况,进一步确认糿地在今兖州地区。本文利用甲骨文、青铜器和考古学资料,对糿族铜器进行了新的解释,并对其地望进行了旁证考察,对于研究商代东方地区的历史情况有重要的意义。利用铜器出土定位古族地望,是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铜器具有传世性的原因,所以用铜器定地望之前,还需要对铜器情况加以详细的分析。以本文所研究的糿族铜器为例,糿族铜器出土于兖州,古兖州属于古时鲁国的地域。而周人灭商后封周公于鲁时,既分与他取得于殷商的战利品,其中不乏商人的宗庙之器,又曾分于其"殷氏六族",这些殷遗民是整族搬迁到此地的,很可能也带来自己传世的宗庙之器。所以,结合出土情况对纫氏铜器进行分析,排除其为自他地带来的可能性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使本文在研究逻辑上更加完备,更具有可信性。

论高青陈庄器铭“文祖甲齐公”

以甲乙等日干作为庙号的习俗始于夏代,盛行于商代,至西周而逐渐为文武成康之类的谥法所取代。高青陈庄器铭"文祖甲齐公"则证明,西周初期,吴、齐、燕等封国与周王室一样保留了日名,直到西周早期后段才逐渐完成了由日名过渡到谥法。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

高青陈庄铜器铭文与城址性质考

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及墓地的发现对于西周考古与历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迄今所报道的资料,对两则铜器铭文做了解读,并对陈庄城址的性质做了推考。文章认为,陈庄墓地从西周早期成王开始延续到中期的昭穆时期,其间未曾中断,与城址的存续时间相吻合。陈庄城址规模较小,不大可能是西周齐国的都城,其属于齐国贵族封邑的可能性较大;而这个封邑,应该是豐。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功能观

本文首次讨论了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思想问题。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及铭文对创作目的的表白看 ,西周已有了相对独立的文学活动和初步的文学功能观。其文学功能观表现为两大方面 :一、揭示了文学歌功颂德、记彰功烈、宣扬孝道的社会功能 ,这一揭示早于《诗经》“美刺”说中的“美”说 ,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认识到了文学的娱乐审美功能 ,这一认识虽然是初步的 ,却有重要意义。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

商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少量有铭铜器，但铭文一般都很简略，多为一个字或两三个字，内容为族名、作器者名、作器对象名（即为谁作器。商代铭文中作器对象和祭祀对象通常是相同的，所以有的著作直接称之为“受祭者名”。但有的作器对象不一定是受祭祀者，所以综观整个铭文历史，似乎称为“作器对象”更为科学，也更为全面），这种铭文主要起着表示所有者的标识作用。族名、作器者名、作器对象名可以分别单独出现，也可以是这三项要素的相互结合。带有“作……尊彝（或器名）”的铭文出现较晚。整个商代，这种一个或几个字的短铭占主体地位。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侯家庄王陵区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初步考察

殷墟侯家庄王陵墓区出土有铭铜器81件,今按铭文内容可分为47种,其中大多是用来表示族氏称名。笔者谨将其中的37种铭文分为26组,进行初步的考察。

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开始于宋代，但一直到清代，学者们的努力还主要集中在铭文的著录上，研究的成分很少。民国时期容庚《汉金文录》与《金文续编》问世，标志着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国后，一批批汉代有铭铜器陆续出土并公布于世，一些学者如陈直、李学勤、裘锡圭、丘光明等从不同角度对汉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全面的著录性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在铭文的释文、断句、注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某些研究结论还缺乏准确性。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

1924年,王国维先生作《散氏盘考释》,文中论及盘铭＂夨王＂,说： 夨僭王号亦见他器。……当宗周中叶,边裔大国往往称王。《史记·秦本纪》有丰王,彝器有邵王鼎,有吕王鬲、吕王壶,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数量词

汉代铜器铭文是研究汉代语言者值得参考的原始语料。本文即以汉代铜器铭文为材料，对其中的基数表示法、序数表示法、分数表示法、虚数表示法、量词及数量词的组合情况进行了描述，并对各种数词表示法及量词。

从《诗经》与铜器铭文看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萌芽

从传世文献《诗经》与出土的铜器铭文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实际滥觞于西周初期的周王室。在西周初期的文化及文学实践活动中,周王室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与范畴,并对周初之后的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