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波斯帝国官方历史书写中的史学萌芽及其潜在局限性——以《贝希斯敦铭文》为例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居于全球主导地位,史学史与历史哲学研究在此大背景下兴起,多数有影响力的相关著作将古希腊史学视为近现代史学的唯一重要源头,同时有保留地承认,中国古代史学与《旧约圣经》等古代近东文献中的历史书写也在世界古代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祼攸比鼎释文辨补两例

祼攸比鼎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期的一件土地官司,具有很高的历史、经济和学术价值。对该器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一些铭文释读仍有不同意见。基于前人成果,依据铭文合文系统条例、同组器关系和誓约语言特征,本文认为纪年时间应释为“卅又一年”。“敢弗俱付祼比其且射分田邑则杀”是三段式誓约体现:敢弗俱付祼比(誓约)—其且射(阻谢)分田邑(违约)—则杀(惩处),其中“阻”“谢”二字同义连文,为“拒绝”之意。

青铜器铭文所见“自我书写”现象论析——兼谈“对扬”“埶”“施”等词之义

“自我书写”是指文本对自身及其创作过程进行叙述的现象,在铭文中可分为“自我指称”与“自书作铭”两类。通过铭文“自我指称”之例,可知当时观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铭”,分别指向全篇铭文、祈祝单元、部分警句。通过“自书作铭”之例,可见时人对铭文功能的认知,并可辨析与作铭相关的一系列词语,有“对”“”“由”“扬”“光”“埶(设)”“施”等,而常见的“对扬”一语亦是制作铭文以显扬功勋之意,并非对答、称扬等礼仪动作。青铜器铭文中的“自我书写”对研究铭文观念、叙事手段的发展以及后世铭体的演化有重要价值。

士山盘铭文再考证

士山盘铭文的性质是一件封建铭文,士山是周王派去护送侯归国就任的大臣,同时还兼有征收南部方国贡赋的任务。其身份相当于师簋和扬簋铭中的“工吏”,由三有司之司工管辖。周天子分封侯,不仅有其军事目的,即控制南方蛮夷鄀、荆、方等方国,防止其对周王室构成威胁;更有其经济目的,即让侯督促周边方国纳贡,并协助王室派去的大臣征收贡赋。国负责对所征收的贡赋进行接收、囤积与管理。

多类别形态的未隶定青铜器铭文细粒度识别

未隶定铭文的识别主要依靠传统卷积网络提供单一的全局特征,却忽略了部位识别和特征学习的关系,导致模型难以充分表达复杂形态的文字构造,进而产生识别误差。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姿态对齐的多部位特征细粒度识别模型(MP-CNN)。在第一个阶段,构建空间转换器引导铭文统一字形姿态,辅助模型准确定位文字的鉴别性部位;在第二个阶段,构建级联的ECA(efficient channel attention)注意力机制引导特征通道组合,定位多个独立的鉴别性部位,并通过相互增强的方式细粒化地提取铭文的形态特征,解决复杂形态的文字识别问题;在第三个阶段,构建特征融合层获取识别结果。实验表明,该算法在铭文标准数据集和多类别形态数据集上的识别准确率分别为97.25%和97.18%,相比于传统卷积网络ResNet34分别提升4.63%和8.89%。结果显示,该算法能够有效针对铭文实际形态的独特性,实现未隶定铭文的细粒度识别。

四川雅安高颐阙枋头铭文隶书研究

汉代石阙是我国现存于地面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纪念性建筑,有着石质“汉书”之称。汉代石阙是研究汉代建筑、书法、画像等多方面的实物资料,尤其是被誉为“汉阙之王”的高颐阙,其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文通过对雅安高颐阙的实地调查和对其资料文献的整理研究,研究高颐阙的艺术价值,并重点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研究高颐阙的铭文内容、隶书风格特征及其风格成因。

景德镇五代时期窑具刻划铭文研究——以立塝坞出土窑具为基础

对比五代时期立塝坞窑址出土窑具标本的铭文资料与同时期焦坑坞窑址出土资料的异同,对新出现窑具上的铭文做出新的解读和推测。整理立塝坞出土窑具上的刻划铭文,讨论其作用以及演化过程,根据现有资料以及最新出土遗物,深入发掘其在窑业生产活动中是否具有普遍性及代表性,重点是关注是否在全国的制瓷业有一套行业专称。另外,根据此现象出现的窑业分布,浅谈当时的人口迁徙问题,进而是窑业规则的沿袭问题,补充焦坑坞地区五代时期的历史信息。

“外文鉛餅”的百年考證與釋讀——兼論其與絲路希臘式錢幣的關係

學界習稱的“外文鉛餅”的發現已逾百年,尤其20世紀70年代以來,類似鉛餅大量出土。國内研究側重於探討其與漢武帝發行的“白金三品”之間的關係,國外學者則更關注鉛餅上面疑似希臘文的來源,並試圖破譯。本文旨在回應一些依然懸而未決的核心問題:“外文鉛餅”與“白金三品”到底是什麽關係;發行者或仿造者爲何要在其上增鑄疑似外文的字符,寓意何在;倘若它們確爲外文字符,應如何定性、解讀;“外文鉛餅”和漢代絲綢之路沿綫西域各國的希臘式錢幣是否有關。問題的最終解決仍有待於新的考古成果,特别是中外錢幣資料的發現。

■方鼎铭文及相关历史问题探析

■族是商周时期的大族,传世青铜器众多.■族青铜器分布范围广泛,记载了众多历史事实.以辽西地区出土的■方鼎为例,通过对其铭文进行释读,与同期■族青铜器进行比较,并结合商代甲骨卜辞文献,可以对方鼎铭文隐含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与解读.

知微知彰:钟离国编钟铭文研究——兼论铭文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意义

“知微知彰”出自《易·系辞下》,意指对事物从微小萌芽到全面发展的洞察。青铜器铭文自宋代起便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考古学中仍具有关键意义。笔者首先对铭文信息进行综述,揭示了钟离国五代世系、钟离与徐国的军事往来、工匠技艺及君柏墓葬匆忙的事实;其次从铭文内容细致分类,总结礼乐制度由“娱神”向“娱人”的功能转变,从铭文排列形式分析礼乐时代特征和蔡楚国区域文化的联系;最后强调铭文研究在音乐考古学中具有证经补史、反映艺术审美、记述乐器功能以及显现时代地域特征四重意义,并为中原地区以外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展现了其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

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铭文考述

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绝大部分来自考古发掘品,其中带有铭文青铜器共89件,我们对其铭文做了信息采集,并对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进行了多视角的拍照,已经完成85件。其中小部分铭文释读存疑,部分辨识困难,一部分铭文的词义需要深入探究。把这些铭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补充传世文献记录之缺失,订正后世文献记载和今人关于方国历史地理考证之谬误。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中国文字博物馆藏东平陵鼎

中国文字博物馆藏有一件西汉铜鼎,鼎腹部有铭文“东平陵厨鼎”,故称东平陵鼎。整体呈扁球形,素身,遍布浅绿色铜锈。鼎口部微敛,沿内折作子母口,扁圆腹,腹部饰一周宽带弦纹,圜底,三足向内。鼎身圆环形双耳,盖有三环形钮柱,钮上有凸起乳钉。鼎身有“东平陵厨鼎”等6列18字铭文,鼎盖有2列6字铭文。

談談以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禮典的幾個誤區

通過兩周銅器銘文來對禮典進行研究,存在幾個方面的誤區。一是要避免在確定涉禮青銅器銘文時,由於對銘文的誤釋而造成漏收或者誤收的情況。二是要避免將青銅器銘文涉“禮”與涉“事”相混淆。三是要避免因爲銅器銘文涉禮標準泛化引起誤收的情況,這主要是指將一些不具有禮典特徵的内容認定爲與禮典相關。對以上三種情況導致的兩周禮典相關金文誤收、失收、性質錯判等諸種情形加以細緻分析,才能得出以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禮典的正確範式。

汉代铜镜铭文中相思文化研究

文章主要以阜阳汉代铜镜和冈村秀典《汉镜分期研究·镜铭集释》中的二十例铭辞为例试做探讨,并对其中“内清质以昭明”和“洁清白而事君”两类特殊相思文化镜铭进行释读,在出现与流播年代、配字组句特征和铭辞体例风格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由于异体字、通假字和减笔字较多,研究者释读出现了“工艺说”“养生说”“敬夫说”“晁错说”“君臣说”“相思说”“辟邪说”“养生固精说”“魂魄说”等多种说法。结合此类镜铭出现与流播的社会背景及时代动因等因素综合考察,汉兴以来,汉武帝为开疆拓土、解决匈奴边患危机,需要征发数量众多的青壮年男子从军戍边、补充兵员,夫妻分离、家庭破碎的现象使以镜寄托相思、以镜托物言志成为铜镜相思文化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定窑瓷器的铭文及其书法艺术

笔者旨在对定窑瓷器的铭文及其书法艺术进行探讨。通过对定窑瓷器铭文的收集和分类,探讨铭文在定窑瓷器中的形式特点、字体风格以及排列方式。在此基础上,将应用书法学理论和方法,对定窑瓷器铭文的书法艺术进行分析,通过列举不同时期、不同器物铭文的字体风格和排列布局,以期揭示定窑瓷器铭文书法的艺术美和影响,并有望为其鉴定、分类和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同时,本研究也有助于丰富对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认识,探索中国古代艺术与书法的交融与发展。

浅析旬阳“昌文”鼎

1978年在陕西旬阳县城草棉社基建工地出土一件铜鼎,后来于修复中发现其有示重铭文,可为研究秦汉度量衡制度的演变提供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金文起源于何时

金文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所以也被称作“钟鼎文”。那么,金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金文起源于商朝,内容丰富,涵盖战争、祭祀、赏赐等多个方面。金文流传的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这也是它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的原因。

琉球金石铭文制作工艺中的福建元素

金石铭文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文字资料刻于石上或铸于青铜器上的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探讨琉球金石铭文制作工艺,挖掘了蕴含的福建元素,进而分析了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与影响的意义。

透过青铜铭文看西周婚姻观

在青铜器的主要分类中,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礼器等大类,其中与婚姻有关的青铜器称为媵器。谈到媵器,就不得不先了解媵妾婚姻制度。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看,媵为相送之意,便被引申为陪嫁。媵妾婚姻制度是古代特定社会阶段的婚姻制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最早起源于尧舜时期,主要盛行于周代,特别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由当时王权衰落、政权分立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主要形式是当一国诸侯求娶他国女子为夫人即正妻时,女方须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同时还须从另两个与女方同姓之国各请一女子陪嫁即一共九人。且当正妻出现亡故或被休弃等情况,该诸侯不能另行求娶正妻,只能从当时随嫁的女子中进行递补,此种制度便称为媵妾或媵婚制度。这说明当时此制度已较为完备,考虑到了各种复杂的情况,避免了由于姻亲关系的动摇从而影响到政治关系。天子媵嫁,与诸侯相似,唯媵嫁数目更多,连正妻共十二人。这一制度,体现了周人对嫡庶尊卑的严格区分,同时也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形态的另一种体现形式,使之公开化、明确化、合理化。后期随着周王室权威的下降和没落,战国发生,有的诸侯强行天子之制,一次便娶十二女,公开对周王室、周天子挑衅,即为“僭越”。自此,后来有的诸侯或者娶得更多,甚至发生一娶再娶的现象。西周末期开始礼崩乐坏,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完全打乱当时已形成的天子王权,媵妾制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