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扩音器”——重评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借用与转化中国传统的经学与小学资源,将中国传统学问融入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之中。首先,钱玄同转化章太炎与康有为的经学资源,将“经”贬黜为毫无价值的“史料”,颠覆所有经书,从传统经学内部获得反叛传统的可能性,使五四思想革命具有“飓风”般的爆发力;其次,钱玄同作为小学大家,在进行文学革命时,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学理来证明五四白话文理念有其建立的可行性;再次,他在推行五四汉字革命时,仍以传统小学资源来论证“改用拼音”的学理性与时代必然性,用极端的方式推动了中国汉字的现代变革。钱玄同从中国自身的学术主体内部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五四获得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这使他有自己独立、独特的“声音”。

胡适、钱玄同来往书信之学术考证

1918年8月19日,着手为《新青年》5卷4号编辑组稿的胡适,与《新青年》同人钱玄同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争吵。8月20日晚,胡适为了求同存异,给钱玄同写信解释相关情况。钱玄同却在回信中劝诫胡适要旗帜鲜明地党同伐异。胡适在下一封回信中再一次阐述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所提倡的用白话文表现社会现实问题的、既立异创新又求同存异的戏剧文化改良观。胡适和钱玄同之间的这三封来往书信,关系着《新青年》时代戏剧文化论争的真实样貌,有必要对其进行翔实准确的学术考证。

钱玄同汉字观之变迁——以《钱玄同日记》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钱玄同文物为线索

用《钱玄同日记》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纪念馆)藏的钱玄同文物,对钱玄同的汉字观变迁“过程”进行推演,可知钱玄同由“复古”到“反复古”的过程是复杂的,并非完全等同于钱玄同的自我塑造。《钱玄同日记》与鲁博藏的钱玄同文物,展示出其师章太炎与其兄钱恂带给钱玄同的影响,也表明钱玄同当时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并非如他后来追忆的那般愤怒,亦呈现了钱玄同对“废汉文”在私人领域的思考与实践,更能让人感受到钱玄同在“废汉文”时的有心无力与犹豫。这些日记与文物使得历史中的钱玄同形象呈现得更为完整。

钱玄同与师友几封往来书札写作时间考——兼考钱玄同从日本回国时间

单士厘1912年初从海宁写给钱玄同那封信的写作时间应该为1月19日。据钱玄同日记,沈坚士写给钱玄同那封信的写作时间应该为1924年9月20日。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自注时间为“一九二五,霉,二”,从胡适回信来看,实际为1925年4月2日。章太炎1935年给钱玄同的几封信整理者错标为1936年,据钱玄同日记进行了核实。根据1910年章太炎给钱玄同的几封信及钱玄同日记,钱玄同从日本回国的时间为1910年3月,并非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所说的5月。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从钱玄同日记看章门弟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钱玄同日记来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海归”何燮侯和胡仁源主政的北京大学就有意引进留日的章太炎弟子,来挤压桐城派“老朽”。钱玄同与“假章门弟子”沈尹默成为《新青年》同仁,是主编陈独秀主动联络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不少激进的主张,其思想资源来自鲁迅、周作人等章门弟子,甚至还可以远溯到留日时期所阅读到的巴黎《新世纪》杂志。

钱玄同与单不庵交游考

单不庵是钱玄同大嫂单士厘的堂弟,亲情加上投缘,成了钱玄同的至交。在钱玄同日记中,断断续续记下了单不庵长达二十多年的身影。以《亡友单不庵》为线索,结合《钱玄同日记》和相关资料,大致能考察出钱玄同与单不庵的交游轨迹,以及钱玄同在保存单不庵藏书和遗著整理方面所作的努力。

钱玄先生与古汉语教材编写

钱玄先生的礼学研究为学界所重,他在古汉语教材建设方面也卓有成就。钱玄先生在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先后独立编写或合作编写有《古汉语语法概要》(初稿)、《古汉语常识》《古汉语基础知识》《古汉语概要》《文字学要略》等教材,既有着前后一贯的编写理念,又在体例、内容上不断更新和改进,以便于自学、便于普及、便于专精学问研讨为目的。深入研讨钱玄先生教学思想及教材编纂思想,对于新文科背景下的古代汉语、古文献教学以及教材编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四用典之争与现代汉语用典论

“不用典”是胡适“文学改良”即国语白话文的重要内容。胡适把用典区分为“广义用典”和“狭义用典”,他反对的是“狭义用典”。胡适认为,用典缺乏创造性,是一种没有才气的表现,在表达上容易导致歧义,导致表义误解。陈独秀赞成胡适“不用典”主张,他主要是从美学即文辞的艺术性角度来提倡不用典的。钱玄同赞成胡适的“不用典”论,他认为白话文的特点是表达直接,通俗易懂,而用典则是与此相违背的。废名主张现代汉语写作应该用典,他认为用典是“高明作者”写作手法,实际上是把用典看作是一种写作修辞技巧而非内容的表达。用典从根本上是语言的问题,既是语言修饰,但更是思想表达,用典即借用陈语来表达,用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来表达,这种表达既是表达自己,更是延续传统,是语言内部自然产生的现象,属于语言使用的正常规律。用典是语言习得的必然结果,绝不是人为的刻意的文字游戏。用典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具有强大的逻辑能力。现代汉语写作不仅用古典,还大量用今典和洋典。

“‘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无政府主义与钱玄同的激进主义语言观

本文以钱玄同为中心,讨论了无政府主义与近代以来语言文字改革理论的关系,称之为“激进主义语言观”,并通过考察两次“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语(万国新语)”的历史论争,对文学革命论的语言意识形态根源进行了发掘。作者认为,世界语内在的“世界主义”理想以及无政府主义对世界语的注重,使启蒙主义者在接受世界语的同时也承继了它的空想主义精神。因此,就本质而言钱玄同的语言文字革命论属于“乌托邦的语言观”。尽管如此,它仍对现代汉语改革运动和文学革命产生了切实的促进作用。

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

在中国近代语言文字的改革实践中,钱玄同虽曾提出过废除汉字的偏激主张,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但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错误,并在罗马字拼音与简体字两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他所主持编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以及《简体字表》,为建国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辨别“六经”的真伪——钱玄同对清末康有为反孔资源的接纳及转化

虽然钱玄同在＂五四＂时竭力批判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但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却是他＂五四＂反孔思想的来源之一。受康有为启发,钱玄同学会疑经辨伪,指出＂古文经＂＂今文经＂皆属伪造。这颠覆传统的经学解释体系,使＂六经＂与孔丘分离。孔子与＂六经＂的关联,是孔学、孔教成立的前提,二者一旦失去联系,孔学、孔教便丧失立足之基。他又将＂六经＂视为＂史料＂,并通过辨别,发现＂六经＂中的史料价值＂实在也没有多少”。从“五四”新文化史来看，钱玄同质疑孔经，是依附于孔经的道德伦理也被彻底否定的一个前提。

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

崔适是钱玄同的老师,也是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钱玄同一生受了章太炎、崔适今古两派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但他最后跳出家派,超然今古,成为促使经学走向终结的主要代表人物。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培植了钱玄同今文经学的情结,扩大了钱玄同对经学的认识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钱玄同超越今古、埋葬经学思想的形成。

钱玄同对汉字简化的理论阐述及实践推进

作为民国时期汉字简化发展的关键推动者,钱玄同对简化问题的推进是全方位的。他在倡导走拼音化道路的同时,又主张暂时保留汉字,并提议对其进行改简。钱氏从字体演变视角及语言学理论视角,论证了汉字简易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文字的社会功能视角,阐明了简体字应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主张广泛搜集固有的减省形体,以便利其时社会生活之需要,以促进当时文化、学术之发展。他首次归纳了颇具系统性的汉字简化方法,首次提出了汉字的"类推"简化法,并整理出2300多个简体字。钱氏认为字形简化须在满足区别度的前提下进行,不应将所有汉字都改简为"三四画";主张让学生学习"新字",社会上也应使用"新字",重印古籍亦当用之,以防造成"求简反繁"的结果。

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钱玄同、顾颉刚均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而钱氏曾在基本精神和具体主张上给予顾氏精心指导。他不仅一再鼓励顾氏“疑古辨伪”,并启发顾氏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而且不断号召顾氏打破“今古文”的壁垒。此外,他还从许多方面丰富了顾氏的“古史辨”学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钱玄同是“古史辨派”的灵魂人物。

钱玄同与赵元任往来书札十一通考释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班克罗夫图书馆(The Bancroft Library)存有赵元任档案(Yuen Ren Chao papers)。笔者有幸获得赵元任档案的部分影像资料,其中一个文件夹为钱玄同与赵元任的往来书札,共计十一通,皆为二人亲笔。根据时间顺序,笔者将其整理如下。信文中的繁简体、异体字、别字、标点符号、注音符号、国际音标符号、罗马字符.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字革命”与钱玄同的文化选择

90年前陈独秀等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虽然一点也不缺少呼唤祖国和民族青春的抱负与热忱,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新青年》会有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中包含的诸如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内的现代精神将仍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支撑点,这一传统中包含的白话文正宗的运作不仅影响到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面貌,而且影响并决定了几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转型。基于这样的认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在去年联合主办了以"《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本栏目推出的便是论坛论文中的4篇。杨剑龙教授从《新青年》的封面与插图探讨《新青年》的文化意韵,固然别致新颖;李怡教授论述《新青年》中国家主义批判与个人主义倡立之间的关系,也是发人之所未发;赵学勇教授等的文章分析《新青年》思想文化的创世纪意义;苏桂宁博士论述钱玄同"汉字革命"的系列主张,都从不同的方面具体论析了《新青年》的历史价值,俱是见功夫、有己见的文字,相信读者读后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兴趣。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之争与“五四”文学革命——以钱玄同、胡适为例

贺麟讲,“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作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①“五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论争,便是在传统中发现新精神的尝试。本文以钱玄同、胡适为例进入此话题,呈现“五四”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