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总督锡良与清末四川新军编练——兼论新政时期锡良的民族主义

在清末强化边疆控制、构建近代国家的时代背景下,锡良基于四川内忧外患严峻形势及其在西南边防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总督四川之初即将整军经武作为施政首要。锡良练兵思想与实践表现出鲜明的王朝观念和世界意识,前者构成练兵的根本动力,后者则构成影响练兵取向和成效的重要因素,反映了新政改革时期督抚民族主义的某些内容。尽管锡良四川练兵不遗余力且多有开拓性举措,然主要囿于财政竭蹶困境,最终仅勉强练成一混成协之数,不仅在数量上与原有构想存在巨大差距,并且存在经费不足、将官缺乏以及兵员来源与定章不符等诸多问题,成为新政时期改革理想难敌现实困境的典型一例。

边疆治理视域下锡良与热河新政研究——基于档案史料的考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底,锡良首任热河都统,推行新政,如整顿吏治、整治财政、改革军事、兴办教育等,加快了热河地区“内地化”进程和社会近代化的发展,但因任职时间短,治理效果存在局限性。

锡良东北经济改革方略述论

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期间 ,对东北经济进行了较彻底的改革。针对东北利权流失严重的情况 ,他首先从资源保护入手 ,加强了东北各种资源的管理。其次 ,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筹设各类形式的银行 ,并提倡充分利用外资发展实业 ,为东北经济的发展找到了方向。同时为防范西方殖民者进一步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 ,锡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 ,还提出以政权建设为保障。

锡良与奉天的旗制变通

清末新政期间,满汉矛盾尤为时人所关注,化除满汉畛域更成为朝野关注的问题。为此,清政府设立了变通旗制处。在此背景下,旗人总督锡良对辖下的奉天进行八旗机构、八旗官制、八旗生计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这一区域成为清末八旗生计改革最好的区域。这也展现了清末旗族政治人物具有政治革新和干练的一面,而非既有认知中的昏愦无能之辈。

锡良与安奉铁路交涉

锡良,字清弼,姓巴岳特氏,镶蓝旗蒙古人,先后担任山西、河南、四川、云贵等省督抚,是清末重要的疆臣之一。1909年5月至1911年9月间,他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在到任之初,他即直接主持了中日安奉铁路的谈判。虽然关于安奉铁路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对锡良在其中的作用仍是晦暗不明。

关于陈宧与锡良关系的两个问题

锡良聘任陈宧入幕的原因有:陈宧的个人素质出类拔萃;陈宧家族具有崇尚儒学忠义节操之风;荣禄和林开谟的推荐。在陈宧和锡良合作的七年半的时间里,两人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个是殚精竭虑、兢兢业业、效犬马之劳,一个是知人善任、不断赏识提擢。

锡良与二十世纪初年的四川

20世纪初年 ,锡良督川期间所推行的晚清“新政” ,力保路权、兴办学堂、振兴工商、编练新军、安定边川等举措 ,客观上对四川的经济和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督锡良与东北边疆的开发

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期间 ,锐意改革边疆政策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 ,他把发展教育作为开边疆风气之先 ,并针对东北的特殊情况 ,发展特色教育 ,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其次 ,他通过改革边疆管理体制 ,废除了旗、民双重管理体制 ,建立了近代行政管理体系 ,加强了对边疆的统治。其三 ,他通过多种渠道 ,多种形式组织移民实边、垦荒、辟路、开矿 ,为当地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四 ,他充分利用东北广阔的土地资源 ,以农为本 ,全面发展 ,使东北边疆的生产力迅速提高 。

锡良与庚子晋东防御战

庚子年间,锡良承担起晋东防御的重任。在议和大局下,他采取了御敌于山西之外的策略,在固关、获鹿等地建立起防御线,并积极地解决山西教案问题,向八国联军方面释放善意,试图以此阻遏八国联军的西侵。而列强抓住清廷急于议和的心理,借口山西方面处理教案的失误,频频在晋东用兵,制造紧张气氛,试图获取更多利益。这使晋东防御出现多次战斗,幸在锡良的努力下,力保山西防线的稳固。清廷则利用这一缓冲,逐渐调整内部关系,重新协调中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锡良主持的晋东防御战富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

近四十年锡良研究综述

锡良是蒙古族旗人中较有才干的封疆大吏,一生历仕南北,足迹几遍中国大地,在清末政坛煊赫一时。迄今为止,研究锡良的论著有十余篇,研究专著一本,主要围绕着通论研究、教育改革、铁路建设、经济改革等方面展开研究。锡良研究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中存在史实偏差及刻板、"脸谱化"倾向等问题,所以,锡良这一人物仍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川督锡良与中英江北煤铁公司交涉——以锡良档案为中心

1903-1907年,英国驻重庆总领事谢立山、葛福借“过气”英商立德乐之名,向四川总督锡良提出合资开发江北厅煤铁矿的要求,并唆使英驻华公使不断向清廷外务部施压。双方由此展开长达数年的交涉。锡良虽照矿章,并吸取外省合资办矿失败的教训,在合同中对英方权限做了种种限制,但因自始在英方就是一场总领事与英商之间合谋的骗局,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圈占矿地的方式,扩大英国的势力范围,故交涉中已埋下种种矛盾,更因交涉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使得原本富于近代契约精神的经济合同沦为一纸空文,英方的违约不可避免。从中英江北煤铁公司交涉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晚清中外合资办矿的失败在所难免。

试论锡良在东三省的裁员减薪

一、冗员冗费问题严重 清末,东三省冗员冗费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东三省的款项开销之大、款项虚靡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首任总督徐世昌奉行优给薪俸的宗旨,因此,东三省的财政开销,只薪俸支出一项就已经给其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晚风吹花 幽鸟鸣春——张锡良书艺美感特征之管窥

少年时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景色而深深陶醉，更欣羡桃花源中人对那一方净土而怡然自得的神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读过大量释道两家的著作，渐渐明白要遁入清凉佛国净土、福地洞天，要保持一颗光透十方的超然之心谈何容易，故达摩面壁9年，释惠远30年未下庐山，因为他们高度入定，由定发慧，终成正果。

与许锡良先生就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的磋商

看了许锡良先生写的《孔子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人》（网络可查），

论锡良

锡良是清末的一名重要的蒙古族封疆大吏,历任山西、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总督,云贵总督,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等要职。他有着明确而强烈的主权和国家利权意识,在革除弊端、奖掖和培养人才、维护国家主权、推行新政、强化边防、禁毒、防洪诸方面都不懈努力,某些方面还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他也是一位干练、负责、廉洁的官员。在政治态度上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锡良与晚清四川近代化

四川近代化起步于20世纪初年,与晚清新政改革关系密切。晚清四川新政改革在全国各省区中进行得较快、较好,这又与四川总督锡良锐意推行新政改革不无关系。锡良,字清弼,1853年生,蒙古镶蓝旗人。1903年到1907年在四川任总督。锡良是一个既忠于清廷,又比较开明,具有一定爱国思想,力图有所为的官员,他与晚清大小“罔顾公益,泄沓因循”,“侈言振兴,而形式精神”的庸吏陋儒形成鲜明对比。1903年,锡良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他到川伊始,即厉行新政,锐意改革,“以课吏为图治之本,练兵为弭患之方,筹款以裕图度支,节用以恤民力。”使晚清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推动了四川社会近代化进程。

清末铁路建设与多方势力的路事博弈——基于锡良筹办川汉铁路的讨论

锡良调任四川总督伊始即力谋修建川汉铁路,以期借此破解新政时期四川内忧外患困局,然而路事筹办过程自始至终交织着中外对抗、枢部歧异、省际矛盾、时人评骘等多方势力的博弈,因而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内容,突出反映了清末铁路交通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除列强干预川汉路事引发的中外对抗外,清政府内部在路事策略上亦颇现龃龉之势,形成严重内耗,中央层面表现为外务部、商部因立场不同而在是否引入洋股问题上存在策略歧异,省域层面表现为川、鄂两督因受省界观念制约束缚而在如何修筑宜昌以上鄂境路段以及此段路权归属上长时间争执不下。就官民关系论,则不仅有矛盾冲突,亦有协同合作。尤其是川籍留日学生,基于保国保省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路事积极建言献策,并对官方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构成了清末朝野互动的典型一例。

读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献疑

郭锡良等同志编写的《古代汉语》一书已作为中央电大的教材,从去年开始又作为全国高教自学考试的教材,使用的人很多,影响的范围很大。此书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比较,有些改进。例如把常用词作了归类,比较系统一些。文选不按年代编排,而是由浅入深,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对通论作了精减。这些都是优点。但是就全书的注释来看,有些地方还不够准确。笔者在学习当中,产生一些问题,愿意提出来向编者和专家们请教。

清末川边治理之一瞥——以锡良、刘廷恕关系演变为中心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四川总督锡良奏参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以致古稀之龄的刘廷恕被清廷革职,此事为清末川边史上颇动视听的一件大事,然学界对其内情则无讨论。依据锡良档案史料,可以发现两人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相互信任到相互指责的演变过程,致此之由在于两人川边施政策略屡形抵牾,背后则彰显出两人对川边局势的认知差异。锡、刘两位上下级官员在川边施政策略上不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成为制约清末川边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也成为锡良奏设川滇边务大臣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