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偶像与旱地的野蓟——鲁迅与浅草—沉钟社双向关系历史建构论

浅草—沉钟社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除了社团自身的文学创作成绩之外,与浅草—沉钟社成员选择性回忆有关,更与鲁迅的肯定赞誉相关。鲁迅与浅草—沉钟社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建构的结果,鲁迅是浅草—沉钟社的“远方偶像”,浅草—沉钟社是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修订自我定位及对青年问题再认识的幻想替代者,是鲁迅想望中的“旱地野蓟”。浅草—沉钟社青年们的文字刺激了鲁迅的“魂灵”,激活了他对“手头笔墨”力量的信心,“身内的迟暮”熔铸于“身外的青春”,加速了他对现状的改变与行动。

论浅草—沉钟社的个性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在十余年的活动时间里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的思想旗帜。同仁们以自我、个性为立足点,强调人的尊严、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并且从维护自我的个性出发,积极鼓吹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和敢于坚持的意志力,表现出了坚持个性主义思想的彻底性。在对个性主义价值的理解及其思想来源上,他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既将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当作终极性的目的,又在接受本色的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比较充分地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资源。这是他们的特色所在,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传统文化

浅草—沉钟社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文化抉择的。与上一代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从中西文化调和的理念出发,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兼收并蓄的理性态度。这既与其曾经接受过的传统教育有关,也与因年龄差异而形成的文化心理有关。这一文化态度,使他们在建构其以个性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伦理观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时,能自觉汲取传统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在观念层面上实现自己所提倡的“输贩欧西文化”与“复兴和光大”“中土文化”的统一。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主情主义倾向

作为在传统审美方式发生现代变革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感应着时代变革的脉搏,强调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对封建抑情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均以情感为表现中心,自觉追求抒情性,形成了鲜明的主情主义倾向,实现了审美方式的现代变革。浅草—沉钟社创作中以情感为表现中心、以昂奋与感伤为基本情调这一主情主义创作倾向的形成,是时代环境、中外文学传统和个体选择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论浅草——沉钟社的反战文学

浅草——沉钟社同仁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的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他们既揭露了军阀混战给军人及其家属造成的伤害,又以满腔义愤控诉了军阀混战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肆意践踏和掠夺。他们除描绘这种兵匪祸民的一般现象外,还深入地触及到了民众的心理层次,既剖示了民众的心理异变,又讴歌了民众的斗争精神,从而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如何根绝兵匪之灾的深层思考,表达了人民向往和平幸福的愿望。浅草———沉钟社的反战文学创作在其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中写下了最具体、最扎实、最有力量的一笔,在同时期现代文学“非战文学”的创作中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值得我们珍视。

都市生活的斑驳光影——论浅草—沉钟社的都市文学创作

浅草—沉钟社同仁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从“为人生”的艺术功能观出发,关注着他们生存其间的都市世界。在前期活动中,同仁们对都市题材作过比较广泛的探索,他们关注过都市知识分子的境遇,也描写过在都市中挣扎求生的其他下层人物的生活,视野显得比较宽阔,但也存在着概念化的痕迹和浅尝辄止的现象。在后期都市题材的创作中,他们调整了反映生活的焦距,把焦点集中在他们有着丰厚积累和深切体验的知识分子题材上,使之成为都市斑驳光影中的基本色调,既真实地写出了他们的生活窘境,又深入地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创伤,既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又对黑暗社会进行了深沉的控诉,较好地实现了主观思想和客观生活二者之间的融合与统一,并因此形成了其表现都市题材作品的创作特色。

论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

浅草—沉钟社作家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 ,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指导下 ,真实地描画了2 0世纪 2 0、30年代中国破败乡村的人生面影。他们抓住土地与农民的关系 ,既站在农民之中 ,在“物质”存在层面上以“爱”的方式表现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悲哀 ;又站在农民之上 ,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以“憎”的方式剖示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局限和精神痛苦 ,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集中揭露了封建等级意识对农民的戕害 ,从而表达了从物质上关心农民、从思想上解放农民的真诚愿望。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与同时代的乡土文学表现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 。

情感的净化与柔婉风格的形成——论浅草—沉钟社又一类创作的审美特征

在审美特征上 ,浅草—沉钟社以其“柔婉”风格在同期社团中显示出其独特性。这一风格的形成是其自觉净化情感、使自然情感审美化的结果 :一方面 ,他们拉开创作主体与情感客体的审美距离 ,把内心情感当作对象来体验和玩味 ,并藉此对之进行重新理解和评价 ;另一方面 ,他们自觉追求情与理的统一 ,将哲理性探索与形象创造交融在一起 ,用理性制约、净化情感 ,从而使其创作显示出了幽婉的情感质素。

浅草-沉钟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浅草-沉钟社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的建构,贯彻了调和中西的文化精神。这不但对上代作家激进反传统的文化思路作出了有力的反拨,也为他们的同代和下代作家提供了更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可资借鉴的文化模型。在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的作用下,该社创作在展示"人"的处境和命运时,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旗帜,顽强持守着个性主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文学主题在集体与个体关系问题上的缺失。此外,他们将"幽婉的情感"、"委婉的抒情"和"纯净的文体"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带有群体性的柔美婉约的风格形态,而这种社团风格的形成,不但使该社在文体上显示出独特性来,而且对于丰富此期新文学风格形态也具有重大意义。

永远躁动不安的灵魂——论浅草-沉钟社文学形象的人生和情感状态

刚刚经历了五四思想的启蒙,从封建主义的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一些青年,虽然向往着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又承载着旧的时代旧的家庭的种种重负,处在价值观念和道德文化的双重吸引和双重排拒的尴尬之中,因此苦恼着人生,苦恼着社会,苦恼着自身,苦恼着无所皈依或者无所适从,一直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

论浅草—沉钟社“谨严”型创作的审美特征

浅草—沉钟社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全面交汇的背景中进行文化抉择,并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他们创作了许多具有鲜明审美特征的“谨严”型作品。在内容上,它们以客观化的人物与环境为中心再现重大的社会生活,并寓托了作者严肃的思考。在形式上,它们一方面着重运用第三人称无焦点叙述视角,通过叙述者的讲述和展示,保持了叙述的客观冷静品格;另一方面则以叙事为中心,以质实、细密的语言和完整、严密的结构建构起了缜密的文体,从而充分发挥了表现严肃题材的作用。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文学创作的主题范型

浅草—沉钟社在中西文化全面交汇的背景中进行文化抉择,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伦理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体系。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其文学创作中主题范型的形成。在个性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该社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在创作中高扬个体自我的价值、讴歌个体自我的理想、倾诉个体自我的痛苦、表达个体自我反抗社会的要求。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该社又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以客观再现的方法,真实描写了乡村人生的痛苦面影、都市生活的斑驳光影和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从而形成了与个性主题相并峙的社会主题范型。

论浅草—沉钟社柔婉风格的组织形态

“柔婉”是浅草—沉钟社具有特征性的社团风格。在将经过净化的情感形式化的过程中 ,该社追求组织与功能的统一 ,在组织形态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在表现方式上 ,他们将抒情与叙事、描写结合 ,将幽婉情感作了曲折委婉的传达 ;在话语情境的创设上 ,他们追求语言的醇美和结构的婉曲 ,既注意语词色彩的调配和语言形式的构建 ,又注重情节叙述的简化和情感表现的复杂化 ,从而使之满足了其话语传达的需要。这种风格及其组织形态的形成主要源于 :时代的需要。

论浅草-沉钟社的二元文学观

浅草 -沉钟社顺应着文学多向度革新发展的要求 ,在文艺思想体系的建构中表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首先受制于其特定的文化思想和特有的文化心理 ,但也与他们广泛接受中外文学的影响有关。将它置入时代要求和文学传统构成的语境中观照、考察 ,这种二元文学观呈现出双重意义 :其中 ,前者强烈地反映了反封建的时代要求 ,猛烈地冲击了“文以载道”的陈腐传统 ;而后者则积极地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猛烈地冲击了中国文学消闲传统以及“瞒”和“骗”的传统。

论浅草——沉钟社个性主题的表现模式

浅草———沉钟社在个性主题的创作中 ,形成了三种表现模式。他们在“离乡与回乡的互补”中 ,以决绝的“离乡”喻示个性意识的觉醒 ,以深情的“回乡”表现对都市文明的超越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 ;在“童心与成人的对照”中 ,以儿童的圣洁反衬成人世界的污浊 ,显示出自然人性的价值取向 ;在“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中 ,以秀丽、雄强的自然景观寓托和谐、强悍的生命形式 ,以反社会的姿态 ,表达了改造社会、实现异化人性复归的强烈愿望。这三种模式特色鲜明 ,从不同角度传达出个性主题的内涵 。

论浅草-沉钟社文化心理的嬗变

浅草—沉钟社同仁的文化心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青年文化的背景中开始形成 ,因此 ,其活动前期更多地表现出青年文化的心理特征 :他们主要以个性主义的价值观为思想基点 ,重在表现自我的情绪感受 ,对现实社会保持了较强的界外感。 192 7年以后 ,他们先后开始步入中年时期 ,其文化心理也随之发生明显的嬗变 :在面对社会文化环境时 ,随着情感因素的弱化 ,理性的因素大大增加 ,使他们打破了前期重在“自我表现”的狭小圈子 ,而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 ,以更大的热情介入到改造社会的斗争中 ,其文化活动在总体上也具有更为明确的目的性和使命感。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奔逃者”形象

浅草—沉钟社在创作中塑造出了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奔逃者”形象家族。他们从封建铁屋子中“奔逃”出来 ,但残酷的现实却又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压抑了他们合理的个性要求。在幻灭和绝望中 ,这群“不安定的灵魂”又在人生迷途中开始了第二次“奔逃” :他们或逃回内心 ,或寻找刺激 ,或皈依宗教。同仁们借这组形象表现出了在当时社会状况下个性主义者的实然状态和对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坚守 ,并启示人们应立足现实、在与现实的抗战中实现个体自我的价值。“奔逃者”与“多余人”、“零余者”同中有异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浅草—沉钟社模仿性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新文学家都特别强调文学创造和创新的重要性,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从来就没有模仿说,即便是梁实秋倡导新古典主义,也没有强调模仿理论,但这并不妨碍文学模仿的现象依然存在。事实上,新文学先驱者最初的创造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模仿的痕迹,或者说,他们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实行了创造。所谓外国的各种"主义""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在五四新文坛上呈现,指的便是这种现象。

论浅草—沉钟社疏放型创作的文体特色

从个性主义价值观出发,浅草—沉钟社致力于疏放型作品的创作,并使之具有了鲜明的文体特色为了建构适宜于抒写个人化话语的文学文本,一方面采用自然、恣肆的语言,另一方面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也打破了固有的文体规范,引书信、日记入小说,并重点使用了内在式焦点叙述视角,表现出对抒情性主导功能的追求;在情感的表现上,宣泄与倾诉式的直抒胸臆成为其最重要的抒情方式;随着文体功能从叙事到抒情的转移,这类创作的结构显得放任、松散,其内在的统一性主要来源于贯穿始终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