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永建民众教育思想研究

钮永建的民众教育思想着眼于民族危机,注重"政""教"结合,强调"全民训练",并包含一系列具体的民教办法,且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钮永建民众教育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民党的领导权,他的民教思想来源于孙中山的建国与训政学说。钮永建保持民众训练"党治"特质的重要手段就是积极进行党义教育。钮永建对于民众教育给予持续关注,并进行了积极探索,从"国家"出发,是钮永建民教思想区别于其他多数民教派的特点之一。钮永建等民国政府派民教思想是近代以来从"新民"到"训民"的民众改造思想变迁轨迹之一。正因为其意在"党",其旨在"民",抱定"党治"的目标与手段,轻视"民治"的路径与办法,才使得钮永建的民众教育思想内在理路存在一定的混乱,未能形成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

钮永建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钮永建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对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爆发并不知情，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向中共提出过抗议。不过在中共的“劝说”下，还是顺应大势，按照中共的要求签署了相关的文件，至少还是合作的。即使这样，中共方面还是遭到了在上海就地指导、观察武装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严厉批评与指责。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如果没有共产党方面的认可，钮永建不会成为上海市民政府19个委员之一，更不会是五常委之一。只是在蒋介石的北伐军进占上海后，他才最终投向蒋介石。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钮永建一直是共产党、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激烈争取的关键人物，总体而论，功过兼具，功大于过。

“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反袁集合——兼论钮永建和革命党人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人"不服从"和"不统一";黄兴则认为,是袁世凯实力太强之故。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观点分歧,导致孙、黄二人走向不同的革命道路。孙决心以武讨袁,黄则宣传反袁。孙中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党,黄兴则成了欧事研究会精神领袖。但殊途同归,待中国形势发生变化后,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共同武力讨袁。在此过程中,吴兴人钮永建追随孙、黄,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做出了较大贡献。

钮氏家族“镕才堂”

上海本地钮氏家族,由始祖钮大椿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从上海县城迁居马桥镇东的俞塘村,设"爱日堂"族号,订"大正荣光在,天元世永长,廷芳臻肇庆,以德可安昌"家谱,自清朝以来素为本地名门望族,至民国时期,钮永建、钮恂言、钮长耀、钮长铸等族人更是上海遐迩闻声的人物,曾影响上海政治文教多年。钮氏族人乐善好施,学养兼备,在风云变幻的艰困时代,始终关怀桑梓,深获当地民众敬重。

说文解字“统”与“计”

“统计”一词,众人皆知。它既是一个整体,又是“统”与“计”两个独具含义的字的组合。历史上先有英文的“statistics”还是先有汉语的“统计”?这有待考证。但有一种说法(刘叔鹤,1983年),“统计”一词因1903年钮永建、林卓南等翻译日本横山雅男所著的《统计讲义录》而来。我认为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很确切地体现了统计自身的内涵。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新论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爆发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历未被认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举行的武装起义。但是本文作者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深入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是中国共产党,而第一、二次起义的领导者却不是中国共产党,只是在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才承担了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任。对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并力求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探索,我们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