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苏家村遗址出土钱山漾文化陶鬶的产地研究

日照苏家村遗址位于鲁东南沿海地区,是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期一处重要的环濠聚落。该遗址新出土的钱山漾文化细长颈袋足鬶(M45:5)作为目前已知南方系陶鬶布最北的一件,揭示出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国南北方的区域文化交流。本文通过对苏家村出土钱山漾文化红陶鬶、其他龙山文化红陶鬶及部分苏家村黑陶的主、微量元素分析,结合主成分分析揭示了苏家村本地生产钱山漾文化红陶鬶的可能性,表明龙山文化早中期的制陶业的发展可能伴随着南方系制陶工匠的迁徙。

钱山漾文化因素初析

以大鱼鳍形足鼎为典型特征的钱山漾文化,是太湖地区新近发现并确认的约当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对不同来源文化因素的梳理与分析表明,钱山漾文化中本土因素及在此基础上新发展出的文化因素占有主流地位,来自北方的外来文化则居于次要位置。钱山漾文化是太湖地区早期发展序列上一支主要继承土著传统、并融合外来因素的新阶段考古学文化。

钱山漾文化与“徐中舒之问”

过去,谈及吴越,一般多视为"断发文身"的荒服之地。史学宗师徐中舒曾有一问:"要是吴越的文化真很低,怎么能骤然兴起并与中原争霸呢?"要回答徐中舒之问,必须借重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的新成果。考诸太湖流域之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无疑皆可视作先越文化,是越文化的发端之所,并由此奠立了越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试论钱山漾文化的内涵、分期与年代

钱山漾文化弧背鱼鳍形足垂腹鼎、细长颈鬶等陶器的发现可早至20世纪50年代,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它们是良渚文化遗存。2000年之后,在广富林遗址及钱山漾遗址第三、四次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钱山漾文化被正式命名[1],并确定其年代介于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之间,主要分布于包括苏南、上海、浙北在内的杭州湾两岸[2]。

试论良渚文化的去向——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面貌谈起

在良渚文化中,文家山2层、庙前M2、H2、T55,叭喇浜M13、M8等遗存可能为良渚文化末期遗存,与之前的良渚文化遗存差别巨大。通过对钱塘江以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存和钱山漾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钱山漾文化的典型文化因素由良渚文化内部的文化因素发展、演变而来,同时钱山漾文化还继承了部分良渚文化传统,并吸收了其它文化的文化因素。良渚文化发展演变而成钱山漾文化。

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及相关问题

环太湖地区的侧扁足鼎最早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中期一度在环太湖核心区消失,后又在本地传承和钱塘江流域因素的影响下,于良渚文化晚期重新出现并逐渐流行。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数量逐渐增加的“量变”和最终取代T形足鼎的“质变”两个阶段。从文化面貌看“,质变”后形成的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一类新遗存应该属于钱山漾文化早期遗存。

良渚末期遗存及相关问题试析

对良渚末期遗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在比较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以好川墓地各种演变规律清晰的典型器物和组合为标尺,并结合年代分期较明确的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相关器物,可以推定良渚末期遗存相当于好川三期后段到四期前段,与大汶口文化第10~11段偏早年代接近;而钱山漾文化早期的部分遗存年代可追溯到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最末期(第11段偏晚)。良渚末期遗存阶段极有可能是良渚文化复杂社会机制解体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之交阶段,环太湖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以延续本地传统为主,此时大汶口文化前锋已抵达宁镇地区,并初步影响到了环太湖地区。之后大规模的北方文化因素南下对环太湖地区产生了强烈辐射,进而催生了以钱山漾遗址为代表的典型钱山漾文化的形成。

宁波北仑大榭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

宁波北仑大榭遗址是宁绍地区一处新石器末期的岛屿聚落遗址,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时期。动物考古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先民的生计以"渔猎为主、饲养为辅"。先民采用多样的狩猎手段获取各类鹿类动物、野猪、猕猴等野生动物,可能存在饲养猪的行为。鲻鱼、棘鲷属、硬头海鲶以及一部分软骨鱼等近海鱼资源的利用也是大榭的生计特色之一,体现了沿海地区因地制宜的生计策略。大榭遗址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下游地区中小型村落的典型生业经济。本研究一方面为认识该地区的生计方式补充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为探索中小型聚落的生业研究作出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