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气候与文化的关系

钱穆是近现代著名的学通四部的文化学者。在论述不同文化特质的过程中,钱穆喜欢从自然地理环境入手,阐发自然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条件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北温带”“大平原”“大小河流交错”的生存环境特点对中国文化特质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文化的大一统趋向、中国人勤奋耐劳的品格等都与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钱穆重视自然地理环境在文化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不能因此说钱穆的文化观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钱穆朱子文学研究刍议

钱穆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宏观上研究朱子的三大文学著作、文学理论和创作。认为朱子会通经学、史学和理学而治文学,《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为文学研究找到一条文道融合之路。朱子的文学理论继承了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诗学,其文道合一论要求诗文既有艺术魅力,又有教化意义;“比兴”观要求义理与诗文遘合,使诗歌具有感发人的情感和道德功能。认为朱子之诗具有高古淳雅的格调,合唐、宋诗之长,可以消除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钱穆还编纂《理学六家诗钞》以纠正世人对理学家的偏见,认为理学诗境界近“道”,朱子的文学成就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政教属性和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正面价值,最符合传统文化“融和合一”之精神。

钱穆对张载“太虚”观的解读

“太虚”是张载关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关键范畴,也是争议最多的范畴。钱穆概括关学为“长精思,重力践”,认为张载是“粹然一儒者”。他对张载“太虚”观念主要从幽、常、本体、全体、主体等角度加以解读。钱穆基于“虚”“气”不二的根本性认识,认为“气”(包括气化以下)是从部分着眼,为一偏,为一客;“虚”是从整体着眼,为一全,为一主,为学界整合以“太虚”为“清通之气”或“形上本体”等不同见解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传统师道的现代践履:基于钱穆教师生涯的探析

钱穆自十八岁初登杏坛,在执教谋生中自求长进,苦读摸索,后又走上大学讲台,成为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其教育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作为一名师者,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讲学足迹遍布南北,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一名学者,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笔耕不辍,为中国文化教育开辟新道路。钱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主要是靠自学苦读从最底层的乡村走向了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堪称“善自得师”的典范。而其不寻常的教师生涯背后,体现的是他对于中国师道传统的接续。在对中国传统师道的体悟中,钱穆以所学所教,成为对中国传统师道加以现代践履的突出代表人物。

论钱穆教育理念对高等教育发展及培养教育家精神的启示

在第39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与会教师致信,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提出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即“主张先通后专,即教育对象首先应成为‘通人’;重视做人的教育,即解决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教育对象知道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钱穆的教育理念建立在包括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充满了浓浓的爱国之情,对培养教育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

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在史学和文化学方面成就显著。因其晚年著述《朱子新学案》影响很大,学者们也较多地关注到他的朱子学诠释。然而,学界却对其阳明学诠释关注甚少。通过对钱穆原始文本、佚文和书信的考证,我们找到了钱穆诠释阳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点,并根据这些转折点重新划分了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即1937年之前的赞赏阶段、1937年到1960年的反思阶段和1960年之后的批评与重构阶段。在这三段学思历程中,钱穆以历史文化视角安放了阳明与朱子在儒学史中的位置,并构建了统一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科学知识、绾合“心知情慧”和“物理事变”的文化理想。

钱穆《论语》研究与日本中国学的关系——以蟹江义丸《孔子研究》的影响为例

青年钱穆虽未到过日本,但通过师友以及日文书籍接受了日本中国学的影响,尤以蟹江义丸的《孔子研究》一书为代表。《孔子研究》直接启发了钱穆《论语要略》的写作,钱氏在材料、结构及论点上对蟹江书多有模仿与取鉴,但同时在内容与方法上也有反思与取舍。不仅如此,《孔子研究》对钱穆告别五四思潮的激越,确立尊孔及立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方向,也产生了影响与推进作用。这正体现了钱穆择取扬弃海外学术资源,最终自成一家的发展轨迹。

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代际更新”与“生生不息”——《钱穆与心性之学》评介

目前,学界对钱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朱子学、清学史、中西文化观等方面,对其心性之学的关注还远远不够。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石力波博士新著的《钱穆与心性之学》一书(2024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宏阔的视域和独特的视角,钩沉史海,全面剖析了钱穆心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及其史学意义和时代价值。相较以往研究,该书突破樊篱,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钱穆的体育人生及其体育教学观

钱穆既是声名显著的国学大师,又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除在学术思想方面有极深的造诣外,他的教育理念越益受到重视,其体育教学观同样值得关注。钱穆不同时期的体育活动,无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当时大中小学体育教育的真实写照。他早年参加的体操课程,深受军国民教育的影响;实践体操课程的生活化,既受西方自然主义的影响,又有自己立足实际的愿景;把体育当成“游艺”更是其对生活、学问的感悟,蕴含着其追求身心合一、道艺合一的深意。

傅斯年、钱穆史学思想和方法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变革和重塑,在此期间涌现出一批以傅斯年和钱穆等为代表的不同流派。他们对史学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推动了中国史学的新发展。本文以傅斯年和钱穆为代表,对他们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进行分析和对比,以此对史学研究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志道据德,依仁游艺”:钱穆《论语新解》对孔子进学梯径与修养境界的新阐释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门弟子中贤人众多,人才济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孔子提出的进学梯径和修养境界有着密切的关系。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中,与理学家的解释相反,他认为孔子的进学梯径是“游艺”→“依仁”→“据德”→“志道”。同时,他还将孔子进学的四个阶段与孔子自身所谈到的修养境界进行了对比性阐释,深化和拓展了孔子的教育理念。这种解释不仅契合孔子通过人事达于天道,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思想旨趣,还深刻体现了儒家“下学而上达”“内在而超越”的人文精神。

钱穆“生活化”写作教学观在中学写作教学中的实践与启示

写作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复杂高阶思维能力的关键环节,向来是语文教学领域的重点与难点。深入剖析众多教学实例后不难看出,当前中学写作教学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钱穆先生所倡导的“生活化”写作教学观,对于当下的中学语文写作教学具有极为宝贵的借鉴意义。

为国学大师钱穆再立碑传──评陈勇著《钱穆传》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世人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重作理性的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所以为钱穆树碑立传，还他一个历史公道便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应尽的责任。陈勇先生的《钱穆传》，为20世纪中 国学术文化名人传记添列了一部力作。

以“克己”代“敬”——钱穆论朱子晚年工夫转向

通常认为,乾道五年己丑之悟,朱子继承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确立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的生平学问大旨。其中,"居敬"与"穷理"交相发明,"如车两轮,如鸟两翼";而"敬"的工夫贯通动静、始终、知行,构成"涵养""致知""力行"三者根本。〔1〕然而,朱子毕生探求圣学工夫,其中多有曲折转变。钱穆明确提出朱子晚年工夫重心调整的问题,认为,朱子提倡"主敬"工夫的同时,更推重颜回"克己"工夫。〔2〕从乾道七年朱子四十三岁《克斋记》正面论述克己工夫,到今本《论语集注》颜渊问仁章朱子"愚按"最终认定,克己工夫经历五阶段演变,地位不断升格,最终替代"敬"成为"心法切要"。

钱穆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以“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为考察中心

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见解独到,得出了自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并非专制的结论。此一观点在学界颇多质疑和批评。其实,在研究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看法时,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钱穆的"非专制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近现代哪一派思想主张而言的?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责难,他为何一以贯之地坚持而不变初衷?依据儒家理念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台谏制、封驳制、铨选制是助长了君权,还是限制了君权?中国传统政治是否仅可用"专制黑暗"一语来加以概括?这种观点是否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有,怎样去发掘、整合,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对传统政治理解的失误又在何处?怎样去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钱穆的研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失误作出客观的叙述和评说。钱氏的这一观点既可以引发学界反思常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做进一步的思考,也可为今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钱穆论中国教育目的

钱穆认为,中国教育目的应该包括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却又彼此相通的层次。所谓做人,即做一个身心全面发展的人,而身心全面发展则以道德为核心与统帅。所谓做中国人,即我们应当具有"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之心理;换言之,作为国家一成员,我们应当具有"立国精神";作为民族一分子,我们应当具有"民族精神"。所谓做世界人,第一,我们应当在不忘本我的前提下努力向其他民族学习;第二,我们在关心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关心其他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钱穆的上述思考,必将有助于当下中国教育目的之完善。

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

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重思,应当注重其在现代语境中生成的争议性、复杂性和基源性。处于现代中国转型期的大一统问题,长期以来被学人置于专制主义进路中加以批判和解构,由此在历史认知上为通向政治实践抉择提供起始条件。对大一统的常见讨论,或者聚焦于秦汉以来两千年政治传统,或者注重《春秋》公羊学所代表的经学义理。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维系中又深具调适弹性。道统相对于治统、礼治相对于尚法、封建分权相对于郡县集权、经义相对于法术、正统相对于偏离,在一系列争持中衍生出富有活力的张力结构,内在驱动着大一统体系的辩证宪制逻辑。中国文明透过“统”与大一统所开立的基源,不仅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指向文明演进的起始和趋向,也在秩序建构的维度上揭示出国家形态与政教体制的机理。大一统作为规范理论所包涵的超越性和天下性,为反思世界政治的文明前景提供了更富生机的进路。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文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钱穆对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研究历史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 ;研究历史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 ;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 ;研究历史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