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钱粮考课与地方施政实态

钱粮考课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与财政管理的结合,是维系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制度设计。明代,钱粮考课在定位上经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一是洪武中后期,随着国家赋税征收政策从开源转向守成,钱粮考课目的逐渐从追求赋税总量增长向不亏原额的“赋役完欠”转变。二是明中叶以来,因地方逋赋和财政压力,中央改变了明初抚民与钱粮并重的政绩认定原则,逐渐将钱粮完欠置于地方政绩考核的中心地位。通过户部介入、编订钱粮完解册薄和扩大参罚范围等措施,强化钱粮考课力度,形成地方省—道—府—州—县一体参罚模式。在考课标准上,形成一种既部分妥协于地方征收实际,又区分于财政分配内轻重缓急的变动标准。在明代后期专于催科的考课体制下,地方施政压力主要来自于钱粮完欠,地方官员的职责以及施政重心呈现“财政化”倾向。

《黑图档·咸丰朝》所见清代盛京地区钱粮清册档案研究

《黑图档·咸丰朝》是记录清代盛京总管内务府衙门处理往来公文的档册,对于研究盛京地区的钱粮清册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黑图档·咸丰朝》内钱粮清册档案的整理,从钱粮清册档案造送时间,有关销算、恩赏、发放俸饷、工程以及官兵借钱这五种类型的钱粮清册档案及其价值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钱粮清册档案具体在反映清代咸丰年间的经济状况、清代赏恤制度以及清代官员及食辛者库等处人口实际情况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以期补充清代盛京地区钱粮清册档案方面的研究。

禁盘剥与纾民困:晚清时期钱粮捐税监督制度主张疏论

针对官吏的钱粮捐税盘剥,晚清时期各界人士试图通过规范钱粮捐税征收制度、严禁官商勾结、防止官员舞弊以纾民困,最终达到缓解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目的。因受钱粮捐税监督制度本身缺陷以及征收制度不规范等因素的限制,钱粮捐税监督制度在实施层面上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无疑是从经济管理层面上寻求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以缓和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有益探索。

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的钱粮筹措

抗战初期,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军队政治动员的方式募集给养,也尝试与地方实力派组建联合政府统筹解决钱粮。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建立政权,逐步走上政府征收钱粮的正规化道路。政权工作的滞后造成山东的财粮秩序长期混乱,直接影响了中后期山东财粮工作的优化升级。山东复杂的政治生态导致国共两党共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最终破灭,借助与地方实力派的合作获取钱粮收效甚微。

钱粮亏空大厦将倾——刘凤云《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评介

刘凤云的《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在国家政治的视野下,基于康雍乾嘉道五朝发展的大势,梳理钱粮亏空案的演进脉络,主要依据官方文献分析清廷在解决财政危机、吏治腐败等重大问题时的成败得失。从该书使用相对可信的官方文献和宏观的研究视角出发,探究长时段之下历史叙述体系在财政史书写中的运用,透析清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清中后期地方亏空与钱粮蠲缓研究

清中后期,由于固化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之统治者应对方策失当与吏治败坏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地方亏空不可遏制地蔓延与恶化。官僚系统无法突破既有财政体制框架,只能通过制度间的内在转化,将财政压力通过蠲缓制度疏导和转嫁。但钱粮蠲缓之宗旨却与实际效果发生背离。

清代福建分征县丞与钱粮征收

清代福建省出现了一类特殊的由县丞征收钱粮的方式,分征县丞具有钱粮征收重责,又往往具有刑名之权,具备了较独立的行政能力。分征县丞辖区相对独立,部分转化为县级政区。福建省还存在着驻守于县城之外的分守县丞,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钱粮之责,同时在司法案件处理中,权限亦有差别。由佐贰代征钱粮的现象除福建、甘肃外,其他地区也有部分存在,但不具备普遍性。

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

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清代光绪年间徽州府歙县、黟县等地的钱粮案卷文书资料,对这一时期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一个案性的细部考察,以便对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略论清初对存留钱粮的裁减

清初裁减存留钱粮的措施为清代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清蒋良骥《东华录》所载，而《清实录》及其他官修史籍竟只字未及。清廷不仅裁其可裁者，而且又将其不可裁者亦大量地裁减，这使清廷不被加派之骂名，而阴收加派之实惠。裁减存留钱粮，导致地方财政空虚，官吏奉禄不足，以及贿赂公行、贪风日盛和私派日增等一系列问题，于是，雍正二年遂行“耗羡归公”制度，使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裁减存留钱粮和耗羡归公，都是一种变相加派，有损清廷形象，故《清实录》对此“讳饰净尽”。

嘉庆朝清理钱粮亏空中的艰难抉择——兼论君臣在地方财政整饬中的不同认识

嘉庆朝清理地方钱粮亏空的施政方针,是建立在不损官不害民的理想政治目标的基础上,但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施政方针,以故,各直省督抚大都主张按照国家法令法规予以严行追补,在执行过程中与嘉庆帝的理想目标发生了抵牾。清查的结果是不断出现新亏,迫使嘉庆帝不得不进行政策的调整。嘉庆帝与各省疆臣之间在整饬地方财政上的不同认识,是由其各自的立场所决定,而立场背后当是利益的驱动。

道光二十九年清查州县钱粮积欠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清查州县钱粮积欠是道光末年一次重大的经济活动。道光二十九年,为了增加国库收入,道光帝、穆彰阿、耆英、载铨等决定实施五项重大经济改革,即清查州县钱粮积欠、漕米改收折色、改革长芦和山东盐法章程、节省河工费用和裁剪河工冗员、广泛开采矿场。政府要求地方督抚必须在当年十个月内完成清查州县钱粮积欠,并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清查结果,查出地方亏空积欠总额高达3200万两(包括粮谷)之巨,几乎相当于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州县地方官既要完纳当年的赋税,又要催缴往年的钱粮积欠,除了向百姓摊派苛敛外,别无他途。清查州县钱粮积欠,进一步加剧了道光朝吏治的腐败程度,严重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成为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黑水城文书与元代钱粮考较制度

黑水城F116:W555文书应命名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二月十八日钱粮房呈亦集乃路总管府考较屯田千户所钱粮事",依据该文书和同组文书以及传世文献资料,元代钱粮考较开始时间为岁终,完成于第二年上半年;其程序是先认定需办钱粮总数,再下达公文要求委官提调,后在行省展开并逐级上报甘结及相关信息;其内容为钱帛与粮斛专项考较;其要求是不同物品考较完成时限不同,另有责任和奖惩规定。钱粮房为亦集乃路钱粮考较的实际组织者。

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一部350余万字的日记,其中有大量有关州县征收钱粮的内容,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日记。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晚清广东各州县普遍钱粮难征,州县官经常要带领大队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官亲、委员、幕客、“家人”等设立若干粮站收粮,罗定州还存在殷丁参与征粮的制度。杜凤治在任职的所有州县,无不依靠族绅、局绅的协助催征钱粮。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要使用包括枷号、杖责、羁押、封祠堂、烧屋等威胁和强迫手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写花户“自封投柜”的事,也看不到图甲制在州县征粮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感到困惑。

明代浙江地区存留钱粮的财政功能与杂办银的成立

明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侵夺,卫所军饷、宗室廪禄开支的增大和宝钞的贬值是造成地方政府公费银转嫁给里甲人户承担的原因。其实地方存留粮除用来支付官员俸禄、儒学师生廪给和孤铎口粮之外,主要用于卫所军的备用粮,并不负担地方政府的公费开支。因此,使用地方存留粮补足屯田子粒的缺额,不但有据可依,而且与地方公费不足用的问题之间也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各项公费支出使用的"官钱粮"其实专指存留钱钞,所以明前期持续的宝钞贬值是造成公费转嫁的直接原因。里甲人户最初以"甲首钱"的名目负担各项公费支出,随着地方财政用银量的增大,最终在正德时期形成了正式的"杂办银"制度。

清代乾隆初年江苏积欠钱粮清查之考察

乾隆十二、十三年间,江苏布政使安宁奏请朝廷对乾隆九年以前积欠的赋税钱粮实施了清查。此次清查与清廷前后几次钱粮清查的最大不同,是要清厘出胥役侵蚀的钱粮。清查为时不长,力度也无法与雍正年间的清查相比,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清出了积欠钱粮特别是役侵部分,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国家的税粮损失,查出了书役侵蚀钱粮的弊端,惩治了劣迹昭彰者,钱粮征收之措施转为加详,力度有所加大,并向年清年款方向努力。但清查做法仍属补苴之术,治标不治本,江苏钱粮征收中大户包揽、书役特别是各县总书承包征收,官员从超征量中分润,已成常态,钱粮积欠现象并未根本改观。

论清代钱粮制度对广州世居满族的影响

广州世居满族是清政府由京津地区派驻广州的驻粤八旗兵的后裔。在他们对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中,钱粮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移民之初,它是国家权力为满族民众营造封闭文化体系的基石,随着清政府势微,日渐腐败的钱粮制度成为广州满汉民众沟通交融的催化剂和共同反抗清政府统治的纽带。

光绪中期的地方钱粮亏空治理——以州县钱粮交代改革为中心

钱粮亏空是清代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制度性痼疾。光绪前中期,国内时局平稳,清廷大力整顿因战争紊乱的财政秩序,以期纾解财政困难,钱粮亏空受到高度重视。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带来巨大财政压力,户部吸收浙江巡抚刘秉璋治理钱粮积弊经验,改革州县钱粮交代制度,试图治理钱粮亏空问题。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层次的制度革新,虽然短时间内通过高压推行态势取得部分成效,但治标不治本,形式远胜于实质意义,新定交代章程未能形成防亏治亏的长效机制,未能真正起到治理亏空的制度功能。改革过程中反映出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特点,折射出光绪中期户部乃至清廷的制度更新能力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当时治理钱粮亏空、纾解财政困境的需求。

乾隆朝官方灾赈耗用钱粮数额考论

乾隆时期,直隶等18直省灾害频仍、严重。面对灾情,清高宗始终将灾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实施,灾赈州县厅次达11 505个,为此耗费了国库岁入银、粮的13.4%和11.6%,创有清一代甚至中国古代史上历朝灾赈钱粮额之最。18世纪中期以来,有关乾隆朝的官方灾赈耗用钱粮额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我们窥视乾隆帝对灾赈的重视程度,洞察其灾赈政策和行为的成败得失,也有助于后世从一个新的视角思考乾隆盛世兴衰之由。

清朝吏治与钱粮亏空

正赋钱粮是清代国家的主要收入和经济命脉，而钱粮亏空在清代无朝无之，无地无之。造成亏空的因素有三：官侵、吏蚀、民欠，而官吏则是亏空的行为主体，清朝历代皇帝都将亏空与吏治结合起来，综合治理。由于历代君主的治政风格和治术有所不同，对亏空与吏治的治理亦有所差异，相同的是重人治轻法制，治标不治本，忽视制度改革。高度集权的中央财政制度，致使地方财政匮乏，造成火耗滥征、钱粮亏空和挪移凑垫；而过低的官吏俸禄，亦是吏治腐败。

洞庭湖区景观格局变化及驱动力研究——以钱粮湖单退垸为例

基于洞庭湖1987、1996、2008年三期LANDSAT-TM影像及1∶10 000土地利用现状图,以钱粮湖单退垸为例,应用GIS技术及FRAGSTATS景观分析软件,从斑块类型和景观水平上分析了其近20多年来的景观格局动态变化,通过建立转移矩阵及计算转移贡献率,分析了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987-2008年间,湖区景观要素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总体上表现为旱地和园地面积持续减少,水域、水田、道路和建筑用地面积持续增加,林地面积先减后增;景观格局总体变化趋势是多样性增加、均匀度增加、破碎度增大、景观形状由简单趋于复杂;人口增长与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退田还湖工程实施是导致研究区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的三大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