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化境说”与西方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之比较

本文对钱钟书的“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行探究,在对比二者的相似性的同时,进一步探究它们之间对原文与译文的态度差异:即“化境说”在内核上仍注重原文,而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存在注重译文的倾向。

以钱钟书翻译思想对《聊斋志异》翟里斯英译本再阐释

《聊斋志异》描写花妖狐魅的故事,以其迷幻曲折的色彩声名斐然,其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的英译本在西方世界也深受读者的欢迎。在当时乃至现在东西方都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差和文化价值差异,由此可见翟里斯所英译的《聊斋志异》有其深厚的研究价值。在西方译论主导翻译学术研究的局面下,以钱钟书先生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对翟里斯译本进行再阐释,从“诱、讹、化”三方面探析翟里斯英译本的特色,发现其经典化的原因为忠实传达中国的宗教、文化、历史等,“讹”译的部分体现其时代局限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钱钟书“化境说”视角下看《克拉拉与太阳》的翻译

钱钟书“化境说”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在翻译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倡导的译者的创造性对揭示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具有重要作用。为便于读者更好地解读《克拉拉与太阳》,洞察中译本凸显的翻译原则与风格以及中西语言与文化差异,文章运用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借助于钱钟书的“化境说”翻译理论审视《克拉拉与太阳》中译本,通过分析文本典型译例发现,中译本充分再现原作风格的同时也体现了自身的翻译风格,是原作风格的再现和自身风格的隐现。由此可见,以“化境”观“译境”不仅能充分领略原作风采,亦能审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翻译原则与风格。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钱钟书《围城》的空间叙事架构及意象解读

钱钟书的《围城》用生动细腻地描写刻画了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归国后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方鸿渐作为战时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留学回国后找不到人生的准确定位,只能无聊可鄙地生活在无处不在的围城中。文章对《围城》的空间叙事架构及意象进行了解读,分析作者借助方鸿渐的行动位移不断变换空间场景,在空间转换中推进故事情节,在文本叙事上凸显空间性的写作特点。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浅析钱钟书“化境说”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钱钟书先生指出“化境”,且他认为此当属翻译的理想境界,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局限特征。历经40余年的进步和发展之后,翻译学开始有了理论方面的进展,翻译学家们慢慢提出了翻译不再单单指一种语言行为的观点,且将其直指跨越文化的一种交际活动。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化”字贯穿始终,且逐步开始把作品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目的就是为了能保证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翻译出来的结果可以达成一致,即就是能够借助合理的语言将原作作品真切的本质意义进行再现。实际上,通过“化境”帮助我们明确了翻译学未来应该发展和努力的方向,并且指导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信”。基于钱钟书先生对“化境的诠释基础上,我们以对“化”字的英汉互译和词句翻译为例,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化境”一词的基本内涵,且更深入地探讨了翻译学中“化境”的实现路径,目的为具体探讨“化境”的可行性价值意义。

最好的爱情就是共筑幸福的围城——钱钟书、杨绛的长寿故事(下)

上一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两位文坛巨子钱钟书与杨绛的成长历程与爱情故事。今天,我们再来探究二位长寿老人的养生之道。十六字箴言近些年,文化学术界有一股“钱钟书研究”的热潮,并命名为“钱学”。其中也有对其养生保健方面的研究。人们把他的高寿原因总结为十六个字:“童心童趣、幽默风趣、淡泊名利、伉俪情深”,让我们为大家——道来。

最好的爱情就是共筑幸福的围城--钱钟书、杨绛的长寿故事(上)

在我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一部讽刺小说,具有重要的地位,被读者誉为“新儒林外史”,这就是著名现代学者、作家钱钟书的作品《围城》。在围城的自序中钱钟书这样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铁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黄永玉的《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不应选作中学教材

黄永玉的《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多次选作中学教材。该文涉及到郭沫若的文字存在以下问题:一、钱钟书把郭沫若写作《凤凰涅槃》的时间弄错了,二、钱钟书说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是"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完全背离事实,三、钱钟书指教黄永玉查找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本里根本无"凤凰涅槃"的词条。由于该文浮夸过甚,错误百出,且无端地攻击先贤郭沫若,所以不应选作中学教材。

现代“会通”观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以钱钟书“打通”说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其实,中国现代学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比如深入考察钱钟书的"打通"说、吴宓的"会通"说、张申府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等现代"会通"论及其与中西人文传统的内在关联,便可发现,像"打通""会通"这类传统话语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获得了空前突显和扩展,并且与西方概念和话语实现了有效沟通与互释,已成功转化为既有中国特色又颇包容开放的现代学术话语。

钱钟书“化境说”的创新意识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对原作的“忠实”,忽视译者的创新。钱钟书的“化境说”则强调译者的创新意识。在钱钟书先生看来 ,译笔无妨出原著头地。“化境说”的创新意识首先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性质与任务的严格限定 ;其次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 ,以“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来揭示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根据钱钟书先生的美学原则 ,造艺中人的能动作用直接影响译作的质量。译者忠实于原作并不是依样画葫芦 ,而是根据他个人的审美原则 ,对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作出艺术的再创造。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 ,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 ,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 ,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钱钟书《宋诗选注》注释体例探析

本文在对《宋诗选注》的注释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钱钟书先生有关诗歌注释的相关论述，分别从明出处、校对、注音、注义、注典、注史事、串讲语意、注诗艺等八个方面总结了《宋诗选注》的注诗体例，意在探寻钱先生的诗学主张和审美兴味。

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本文通过一系列诗学文献材料的分析,发现在钱钟书的诗学思想中,不仅一贯不主张以诗证史,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以诗证史的代表人物陈寅恪。这一桩至今未被人揭示的诗学公案,其意义绝无半点流俗恩怨,而是包含着本世纪诗学研究史中学术方法与趋向的重大信息,透过它可以看出本世纪诗学学术史中诗史派与理论派互为消长、主导潮流的关系,以及两派形成各自诗学范式及其互补的可能性。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化境”背后: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

钱钟书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是观察家角度,他提出“化境”的本意并不在于为翻译行为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可以分离,翻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钱钟书暗喻的文本价值论来看,可以推断出他对文本竞争和语言竞争的提倡。

文学阐释与心理分析——钱钟书文学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在钱钟书的文学阐释思想中,文学作品的"阐释循环"过程应包括心理分析,只有洞察"典型心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字词的意义、了解作者的修辞、把握作品的宗旨、判断作品的内容。此种思想的依据是认定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间"心理攸同",这是钱钟书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主张。钱钟书的这种文学阐释思想对于西方阐释学中关于"心理学解释"的争论具有启迪意义。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及诗风之转变谈钱钟书《槐聚诗存》的评赏(下)

从诗歌的理想境界来说，陶渊明的诗，真是一任自然，从来不争，一字一句不跟人争胜，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可是杜甫，有一种争胜之心。我认为，人一有争胜之心，就永远是落入了第二等。钱钟书现在是读少陵诗“有触余怀”，第一首中他说“才竭只堪耽好句”，是说你才华有所不足了，才在字句上争胜，才在“绣肇错彩赌精工”，即在这个词句、辞藻的刻画来斗胜。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越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