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性阅读到“不仁”伦理学——《老子·五章》王弼注钱锺书说辨正

对《老子·五章》王弼注展开空间性阅读,可以看出钱锺书《管锥编》相关讨论于义未安。《老子》及王弼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仁”伦理学。在一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仁”的全然否定与断然拒绝(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绝仁)隐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仁”伦理学由客体而观之,持一种“无偏私的目的论”;由主体而观之,持一种“无私心的目的论”;合而言之,持一种“无私的目的论”。“不仁”伦理学尊重个体的本真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在二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由“天地不仁”推出“圣人不仁”,这种“法自然”的运思方式不仅没有陷入摩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也不宜视为一种谬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不妨视“不仁”伦理学为“做汉语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

钱锺书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在《管锥编》和《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锺书对语言哲学问题作了创造性的探讨,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通过对汉语中“一字多意且同时合用”现象的举证和分析,充分掘发汉语思辨特质,认为汉语足以表达思辨的哲理,驳斥了黑格尔“汉语不宜于思辨”的谬说;第二,在辨析“名”“字”异同的基础上,重思传统哲学中的“名实之辩”与“言意之辩”问题,批判神秘宗在处理言意张力问题时以“圣默然”为归趣,将其言说方式概括为权实双行、以言破言、正言若反、言默相即;第三,在经典诠释的视域中,环绕“诠释学循环”“诠释的多元性”等主题,讨论名言在理解与诠释中的定位问题。钱锺书的语言哲学研究展开于中西哲学互镜、会通的背景之下,其相关思想有助于印证人类“心同理同”原则的普遍性;但在如何界分中西哲学之深层差异、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等方面,似稍有不足。

诗可以载道吗?——以钱锺书文道思想变化为主例

针对周作人提出“言志”与“载道”对立说,钱锺书辩驳性地提出“诗以言志”与“文以载道”的文体区分说。如此一来,文与道的关系确立了,诗与道的关系被悬置了。罗根泽、朱自清等起而辩证诗道关系,且从文论史上看,也可见诗道关系论述,这导致钱锺书改变早期看法,开始承认“诗可见道”。后钱穆将杜甫视为“文以载道”代表者,深刻论述了诗道关系。由此可知,“文以载道”可包含“诗以载道”之义。中国文学的伟大精神,不仅通过文以载道来实现,也通过诗以载道来实现。

体认在原著与修订之间——重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重读《中国诗与中国画》1978年修订版,大体有“版本学”“学术史”两种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主要着眼于前者,确认此文在1949年前后的版本有六种。至于1978年修订版与1947年开明版原著相比,除篇幅增加一倍外,著者注入修订版的深意究竟何谓,这需诉诸“学术史”视角。从“学术史”考辨修订版及原著,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原著重在论述王维为符号的“神韵派风格”,在“画品”系统所享有的影响暨地位,并不与它在“诗品”系统所占有的影响暨地位呈“一律”或“对称”。其二,著者敏锐地感觉到“‘诗品-画品’的古典对立”这一逻辑建模,拟可被用来隐含他所体认的“‘风气-风向’的今世疏离”这一学术史现象,这恐是他执笔修订版的内驱力。其三,有识者只需咀嚼修订版一再提及的那个“作者——他”,将其读作给定语境中的“钱锺书——我”,也就不难领悟其修订版究竟想给后世留下何种启示。

钱锺书文学著作互文性发微

钱锺书是一位精通中西文化传统的学者,以其评论中国古典文学和诸多经典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享誉海内外学界,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文学著作和学术著作一样,总是在中西文化传统之间,展开内容极为丰富的精彩对话,譬如《围城》和其他几个短篇小说及散文作品,随处可见与欧洲作品之比较、化用,或直接引文,或暗用典故,由此形成钱锺书文学著作一个特殊的风格、一种特别的声音。讨论钱锺书作品中“互文性”的诸多方面,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他的文学写作,对重新审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也有所裨益。

名人故居活化利用策略研究——以无锡钱锺书故居为例

名人故居是本地域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对于传承和培育民族文化、构建城市文化品牌有着重要影响。无锡名人故居星罗棋布,活化利用情况却参差不齐。文章以名人故居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对无锡不同类型的名人故居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并以钱锺书故居为例,围绕展陈提升、空间优化、功能叠加、文旅融合等方面对其活化利用现状进行阐述,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强名人文化内涵的研究阐释,推动“文物+”多元融合等策略与建议,从而盘活遗产资源,以合理利用反哺保护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钱锺书旧体诗作的现实价值

本文以钱锺书全部旧体诗为研究对象,论述其思想与艺术,阐述钱锺书的独特思想、学者性格和艺术经验以及诗心所在,从而确定这些作品在当今社会的存在价值。

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介评

余承法新著《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是对钱锺书“化境”翻译思想的准确诠释、合理转化和系统重构,其建构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展示出严密的逻辑理路与不懈的探索精神。作者先从“全译”与“化境”概念出发,定位全译求化的关键问题,聚焦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进而建构“化境”理论体系,完成对“化境”传统译论的当代诠释与创新转化。

释“探本”:钱锺书的诗品伦理学——“批本随园诗话”现代版

欲证明钱锺书不仅是现代学界最擅品鉴文学趣味的杰出专家,且是能从古籍读出批评史视野暨美学睿智的大理论家,范例之一,便是系统爬梳钱氏从《谈艺录》到《管锥编》,针对清代迄今300余年流传甚广甚久的《随园诗话》,围绕“探本”今释,所提炼出的一套既具国粹特色,又闪烁着现代思辨光泽的“诗品伦理学”。“诗品伦理学”含三个定律:一是“诗论尺度”须诉诸“町畦”,即在有限语境中说有效的话;二是“诗例笺释”须讲究读“全篇”,切忌“摘句”;三是袁枚在“诗论尺度”“诗例笺释”有悖“探本”或“探而未本”,病根是在袁枚“心乱”,做不到“心不待境静而静”,屡屡借诗话渔利,其借诗话渔利之手法主要有“权门保驾”“闺秀站队”“追星红利”三种。

从钱锺书翻译思想看译者的隐形与现身

钱锺书翻译思想可谓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钱氏翻译思想与中国传统译论思想一脉相承,皆崇尚通顺的、透明的译文。其翻译理念一以贯之,从初入译坛的感悟,到“不隔”论,再到“化境”说,都主张译文要保存原文风味,其中“不隔”更是与“译者隐形”有异曲同工之处。钱氏翻译思想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林纾翻译“媒”之作用的肯定。从翻译效果的视角出发,钱氏跳出文本内研究的传统束缚,积极思考译者现身行为所起的传播作用,具有一定的现代性。钱锺书翻译思想下的译者的隐形与现身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异同——章学诚与钱锺书的对话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文史通义》和《管锥编》中,章学诚与钱锺书辨析了它们在思维表达上的相通以及目的、作用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章学诚与钱锺书的学术研究范式来考察其关于“《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关系的论述,则章学诚以史家之意贯通六经,“《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归究于史意;钱锺书以文人之心打通四部,“《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区别于文心。

新传统里的批评家说外行话--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论战对象与宗旨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作为20世纪的经典文论,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此文论证了“南宗”风格是中国画的正统,却不是中国诗的正统,中国旧诗画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这个观点的建构,是在与当时通行的另一观点进行商榷,即“中国旧诗和中国旧画有同样的风格,体现同样的艺术境界”。钱锺书对这种通行观点的产生进行了学理分析,指出这是中西比较新传统里的批评家说外行话,并详细列举了西洋批评家对中国诗歌风格进行“笼统概括”而形成的观点,即认为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样具有南宗风格。实际上,这些观点与中国文艺批评的历史事实并不符合。通过对《中国诗与中国画》早期版本及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钱锺书所针对的不只是西洋批评家,也包括受了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中国批评家。阐明《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隐含着钱锺书对中西比较新传统里的批评家说外行话这种现象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此文的宗旨,发掘出钱锺书对中西比较的深层思考,从而重新明确此文的学术史定位和价值,为当下建构文艺批评的中国话语提供镜鉴。

21世纪以来港澳钱锺书研究述论

港澳地区钱学研究视野广阔,方法多元,有以下几个特点:立足于中西比较文化角度进行阐释,对钱锺书语言风格和作品翻译进行分析,强调从文史哲交融角度评价钱锺书的文学理论,以及对西方钱学的重视等。龚刚、黄维樑、张隆溪三位教授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钱锺书选唐诗》选本特色论略

《钱锺书选唐诗》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私人化唐诗选本,其选录取采之广,晚唐风之盛,对“小家别子”惬心悦目诗作之推举,对传统“大家”定位之突破,对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四者并举尺度之持守,不啻对唐诗新的诠释立场和眼光。该选本为今人读唐诗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和维度,亦为后世选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参照。将之与《唐诗三百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的《唐诗选》进行选目数据对比,并参以钱先生其他学术专著中闪现的吉光片羽之论说,无疑能够客观呈现钱氏选本特色及遴选宗趣。

思维空间的开拓——评《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在众多的"钱学"论著中,季进博士的<钱锺书与现代西学>有着鲜明的特点,它是第一本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全面解读与研究钱锺书创作与学术的专著.作者系统论述了钱锺书著作话语空间的丰富内涵,清晰梳理出钱锺书与阐释学、解构主义、形式批评、比较文学、心理学等现代西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我们认识与理解钱锺书这座"文化昆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也为我们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思考本土文化与文学,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陆游诗歌取径探源——钱锺书论陆游之一

陆游是钱锺书先生非常重视的诗人。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以及新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钱先生均以相当篇幅对陆游的诗歌创作进行评析,其考察是全方位的,对陆游诗歌创作取径对象的辨析就是重要内容之一。钱锺书先生辨析陆游的诗学渊源,首先拈出其关节所在,即陆游诗与江西派和晚唐诗的关系;其次指出陆游诗歌创作遍参前代、沾氵丐本朝名作的特点。

超越“化境”,一分为三——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再思考

"一分为三"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重要的哲学命题,在翻译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体现。本文通过重读钱锺书著作中有关翻译的论述,认为长期以来广受关注的"化境"只是钱锺书翻译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核心内容的全部,钱锺书翻译思想应视为一个由"化、讹、媒"组成的"一分为三"的体系,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翻译的本质属性。

从“钱锺书”的“锺”谈汉字规范

钱老的名字有"钱锺书"和"钱钟书"两种写法。文章认为,写作"钱锺书",不符合汉字规范;"鍾"简化为"锺",没有必要;规范型语文辞书不应该收录"锺"字,而且对它解释也不够准确。文字是全社会的,不能因为一人一姓而轻易更动。

陆游的诗歌观——钱锺书论陆游之二

陆游推崇梅尧臣诗的"平淡",但对"平淡"诗美的涵义和价值认识不够全面、深入,遂不免以琐屑题材、庸常情感信笔入诗,写出一些平熟、粗率之作。分析陆游的诗歌,可知他的"诗中三昧"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内涵,不是成熟的诗学概念。"诗外功夫"并非只强调"现实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或是"江山助诗",它还包括养气、读书等所有诗歌技巧文字之外的积累。陆游承袭传统的"厚古薄今"诗歌史观,对晚唐诗和宗晚唐的诗歌创作持批评态度。

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以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对照的阐释

钱锺书抗战时期撰写的《谈艺录》,与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和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都是在民族的危机时刻写就的,三者可以被视为世界比较文学事件作对照性阅读。这三本书无论就体例、风格、方法学以及世界观而言都极为不同。但它们既成于战时,作者面对文明崩解以及个体生命的困顿,都有不能已于言者的反思,而他们所展现的宏大历史视野、浑厚的学术知识、锐利的批评洞见,俨然为“发愤著书”平添现代意涵。有关这三位学者及其论述的阐释所在多有,但最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著作的深入解析,不如说是面对“危机时刻”,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何及如何从文学入手,寻求因应之道,他们在批评文字里所投注的情感以及赖以发挥的意象。由此可以考察除了历史因缘外,三部经典为我们带来的方法学启示和与此时此地的文化政治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