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姑娘”形象的美学属性与时代意义——以建国三十年蒙古族文学与口述史为例

“铁姑娘”身上有着众多符号,她们是劳动人民的最佳代表,她们是政治话语的执行者,她们是时代的先锋。本文从文学作品的身体书写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分析人物的社会身份和认同心理,以此观察“铁姑娘”形象的美学属性和时代意义。

性别、权力与身份建构——以大寨“铁姑娘”为考察对象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铁姑娘"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个独特的象征性符号。本文以大寨作为田野点,以"铁姑娘队"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群体所进行的经验性研究,描述了在"去性别化"的历史境遇下"缺席在场的身体"所经历的被建构过程。而这与国家政治的主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是密不可分的。

成长的困惑与突围——论北大荒知青文学中的“铁姑娘”

"铁姑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特的存在,北大荒知青文学对于"铁姑娘"人生所包含的历史、人性和精神文化内涵的开掘要比其他知青文学深刻而独到。尽管北大荒知青文学中"铁姑娘"形象群是复杂体的聚合,人物个性差别很大,但都没有偏离时代的共同本质,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反映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是北大荒知青文学创造"铁姑娘"形象的终极目的。"铁姑娘"形象完成了知青新人形象的建构,体现了一代女知青成长的受困与突围,更彰显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类形象内蕴的张力凸显出中国妇女解放进程的艰难和沉重。

新时期知青小说中的“铁姑娘”形象书写

"铁姑娘"形象是作家审美期待和文学理想外化的产物,"铁姑娘"形象与作家所受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濡染密切相关。"铁姑娘"形象多是男性作家笔下男主人公激情、理想、青春的纯美象征,在艰苦岁月中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女性作家在塑造"铁姑娘"时,更注重从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诉求方面,开掘"铁姑娘"们真实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作家形成"群体精神同盟",观照知青一代在"文革"中个体生命被扭曲的现象,女性作家的叙事话语是依附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叙事话语而存在的。"铁姑娘"形象是他们构设的虚拟的精神家园。

艺术形象中的女性“身体”隐喻——以“铁姑娘”与“超女”为例

图像与文化、社会、政治之间总是存在着某些关系。与其说图像是被"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制造"出来的,其中的艺术形象并非艺术家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有现实社会依据的,是艺术家所处时代的产物。而女性形象作为一种视觉图像也成为了一个反思社会生活的符号代码。女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从中国的20世纪到21世纪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解放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这四个阶段。女性作为艺术母题,是艺术家表现个人意识、情感的载体,始终与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倾向密切相关。无论是"铁姑娘"还是"超女",不可避免地都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主导力量的政治对艺术无疑具有支配地位,同样,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文化也成为政治变革不可或缺的因素。

铁姑娘与“三八钻”:基于贵州三线建设女工口述史的身份认同研究

"三八钻"作为西南三线建设时期"铁姑娘"运动的伴生物,在20世纪60-90年代经历兴衰沉浮甚至遗忘。本文通过田野调查采写"三八钻"女工口述史,认为其身份认同是单位制家庭同质化的原生性记忆与"三八钻"业缘的建构性记忆交织的结果,该认同反映了女工群体与其他群体"内外有别"的身份塑造,既关乎女工劳动的集体记忆,更指涉对计划经济时代为性别分工施加政治神圣性的追忆。作为事件的"三八钻"已成过往,但"三八钻"女工及其他共和国工业群像作为族群政治动员力的潜质或不可遗忘。

共和国巾帼:呼伦贝尔“铁姑娘”的口述历史与时代意义

"铁姑娘"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延续革命年代的妇女动员政策,用集体主义自上而下地发动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投入到生产劳动当中的时代产物。记录牧区"铁姑娘"的口述历史,回忆她们的激情岁月,揭开她们被遮蔽的生命体验,可以从中透视牧区"铁姑娘"用青春谱写的生命记忆和国家、民族、性别与平等多层次结构相互依存的内在逻辑。作为社会记忆的"铁姑娘",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和妇女发展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现代社会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

华西“铁姑娘”新传

华两村,这个江南普通的村庄,60年代末就因战天斗地而颇具声名。近年来,华西已连续4年产值超20亿元,利税超2亿元,他们以令人惊叹的业绩,赢得了海内外赞颂。1998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华西后,连声称赞:“华西人幸福,幸福,真幸福!” 用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话来说,华西能有今天这样幸福、美丽的情景,离不开华两“半边天”——“铁姑娘”们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然而,这些“铁姑娘”们如今的工作生活情况义是如何呢?请看三位“铁姑娘”的新故事。

水利战线上的女民工:根治海河运动中“铁姑娘”的历史考察

"铁姑娘"是建国后出现的一种对特定女性群体的特殊称谓。在根治海河大型群众性治水运动中,国家明确规定由青壮年男性出工,但多地出现了"铁姑娘"上海河,有的甚至持续多年。这种明显不合规定的现象之所以得到肯定并大力颂扬,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海河工地的"铁姑娘"虽为水利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其宣传意义远胜于实际劳动效果。

修渠大军中的“铁姑娘”

1960年2月11日,红旗渠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序幕。数万林县人民群情激昂奔赴太行山脉。在浩浩荡荡的修渠大军中,一群巾帼不让须眉的姑娘格外惹眼。太行山赋予了林县男人们豪气,也赋予了林县姑娘们坚韧。这些姑娘像男人一样,一年四季睡在露天的山崖下,肩手推干体力活。她们最骄傲的事是会打铁、会锻石头、会双手扶钎,她们不比容颜、不比身材,却比谁能够抢起十几斤重的铁锤打多少下。

巧手“铁姑娘”

10亿元人民币究竟意味着多少?如果这10个亿全是10元券,那将有25万斤重;如果全是1元券,一张张连起来能绕地球三周半!这天方夜谭般的数字,是山东省郓城县泮渡信用社全国优秀出纳员、特级点钞技术能手、人称“铁姑娘”的杨文敏,从15岁当出纳直到现在16年间,用自己的一双巧手收付整点的全部票子。16年,10个亿,没有1分差错,一串多么惊人的数字!

“样板戏”女性形象的历史反思

在"样板戏"研究中,女权主义性别视角的分析可以揭示女性主体性丧失的历史处境,这一处境往往被革命意识形态幻象所遮蔽。如果深入历史语境去反思"样板戏"性别研究的具体问题,那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从"铁姑娘"形象溯源来看,"样板戏"女性身上寄托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理想价值的表达。第二,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样板戏"反映了在激进革命年代,女性通过不让须眉的劳动能力提高自身地位的历史事实。第三,从"样板戏"女性的历史原型来看,"样板戏"塑造的英雄神话再现了革命历史年代无数为了理想而抛家弃子、奉献自我的志士。

何种女性是最受人羡慕和尊重的女性

回顾过去,我国女性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寻找自我”的路。新中国女性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产物。新女性的形象最早源自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刘胡兰为楷模的与男性一样坚强勇敢、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解放初期的女性在刚刚挣脱锁链时,心理的最佳座标是“要与男人一样”,在外形上以布衣短发为时尚。接着他们向所有的男性职业挑战,女拖拉机手、女飞行员、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等等不断涌现。50年代的女劳动模范、60年代的女革命闯将、70年代的“铁姑娘”,在那淹没性别的年代里,男性化的女人似乎成了高、大、美的理想形象。

春访大寨

大寨曾牵动了整个中国大寨曾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今大寨辉煌不再,但人们的记忆中仍难以抹去陈永贵、郭凤莲、贾进才的名字,忘不掉狼窝掌、虎头山。本文作者近访大寨。目击了那里的现况。

与邓小平两次握手的山妹子

70年代中期,在开发华蓥山七里坪的建设大军中,有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队伍——七里坪铁姑娘女子连。连队中有一位20出头、精明能干的姑娘,她便是任连队指导员的彭兴莲。 彭兴莲出生于华蓥山天池湖畔的一个农民家庭。天池是美丽迷人的,可彭兴莲的童年生活却不美好。2岁时,一场大病夺去了她父亲的生命,剩下母亲带着7个儿女在清贫的生活环境中挣扎。为谋生计,排行老幺的彭兴莲。

挥洒青春在热土——记哈管局十佳致富能手田红燕

提起田红燕的名字,红星一场的人们都会翘起大拇指说:“她是个铁姑娘,她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农场这块热土上。 田红燕今年25岁,1989年参加工作,在红星一场七连从事生产整整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参加过家庭农场的土地承包,参加过联户承包、个人承包和班组承包,不论是干什么活,干什么工作,她都全力去完成,刚工作时田红燕才17岁,身单力溥,家庭农场的场长要照顾她轻活干,她不同意:“如果都要求照顾,那地里的脏活累活谁干。”就这样承包土地的累活脏活她总是抢着干,一年下来家庭农场把她列为出勤最高,收入最好的青年职工之一。

面对新时代的大寨

大寨曾是我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60年代至70年代,有134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万名外宾访问过大寨,国内来此参观学习的遍及29个省、市、自治区,约960万人。

今日郭风莲

一个久已叫响的名字,今又成为热点。风风雨雨三十载,时过境迁向未来。她在想啥忙啥盼个啥?本文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尽展这位女性风采。

穿军装不易

即将结束这10天的紧张的军训,回头再看刚来之时,曾经一路上飞扬着少女们琅琅的笑声.作为一名第二期军训人员,我的心情当然很激动.第一天轻松的过去,越往后日子越难过了,从未有过的紧张生活,从未流过的那么多汗水,顺着在日趋晒黑的脸庞上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