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铁路巡警创建考述

1902年,袁世凯接收关内外铁路及天津后,将其在保定编练的三千巡警派至天津及关内紧要之处,其中一部分巡警被派驻于铁路车站,这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铁路巡警。1905年清廷设立巡警部,其后咨会咨询各省督抚筹办铁路巡警。1906年,清廷厘定官制,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并设立邮传部主管铁路事务,进而导致邮传部与民政部对铁路巡警管辖权的争夺。京汉、沪宁等铁路巡警正是在此变革之际创办,但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铁路自办巡警与地方派驻铁路巡警共同维持治安的局面。

略论清末铁路巡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铁路巡警初创于清末,梳理学界对关内外铁路巡警的相关论说,并结合政书、报刊等史料做深入辨析,有助于理解清末铁路巡警创办后在“名”“实”问题上的动态调整。进一步考察京汉、胶济等铁路巡警的建立过程,更容易认识清末铁路巡警发展历程所具有的探索性与不平衡性。

清末铁路巡警警费的形成

清末铁路巡警警费有“省筹”与“路筹”两种形式。按照清廷巡警部的设计,铁路警务由各省巡警道负责,铁路巡警也大多是在地方督抚及铁路督办的运作下成立。各省铁路巡警警费来源多样,有省款拨付、铁路运费加价、铁路余款拨付、裁撤绿营费用改充等。在清末举办新政的大背景下,各省警费支绌,铁路巡警也未能完全设立。邮传部成立之后,虽尝试整顿全国铁路巡警,但邮传部并无相当权力与财力统一全国铁路警政,铁路巡警警费只能由各路“自行筹办”,铁路局与铁路巡警也形成了“路局出资豢养路警,长警出力巡护铁路”的雇佣关系。

铁路巡警的定位和可持续发展

铁路巡警应该是一支专司巡逻勤务、装备精良、反应灵敏、机动性强的机动警力,一支能发挥攻坚克难尖刀作用的反恐怖、反暴力的专业警察队伍。铁路巡警的可持续发展,要从思想上重视巡警工作,加强硬件建设,建立工作规范和装备规范,推行阵地控制型巡逻勤务机制,增强巡逻民警的素质,强化盘查职能,提高民警综合执法水平等方面来实现。

清末铁路警察制度发轫述论

清末铁路警察产生于传统治安体制向近代警察制度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铁路警察是近代警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综合考虑“铁路巡警”名称、巡警制度架构与组织体系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确定研究近代铁路警察制度的起点。通过分析清末巡夫、弹压委员的相关材料,立足警察制度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以往学界将两者视为铁路巡警雏形的说法并不合理。全面厘清清末铁路警察创办的不同情形,把握其制度不断建构的历史特征,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清末铁路警察产生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并更好地理解清末铁路警察制度呈现的本土化特点。

中国近代铁路警察教育研究

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近代铁路警察教育的基本历程,有助于准确认识和深刻把握近代路警教育的时代特征与不足。清末是铁路巡警教育的萌芽期,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铁路巡警先是开展零散的"闲时教育",而后津浦铁路成立了铁路巡警教练所,成为专设路警教育机构之开端。北洋政府交通部曾两次设置中央路警教育机构,但均因经费支绌等原因而取消,中央路警管理机关对路警教育的规划也未真正实施。京汉等铁路巡警教练所的存在是北洋时期路警教育的重要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铁道部致力于对路警教育的整理和统一,主要表现在教育制度建构和教育弊害纠正两个方面。抗战开始后,对铁路警察的管理机构因战局变化而多次变动,路警教育陷于停滞。概言之,未能持续办好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央路警教育机构是中国近代路警教育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而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是中国近代路警教育不成功的根源所在。

清末新政与中国铁路警政的初创

近代中国铁路警察的出现,既是维护铁路治安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铁路利权的重要手段。清廷在新政改革的大背景下,将举办铁路巡警事务下放到地方,由各地便宜行事,形成“各自为政”的特色。邮传部成立之后,从中央层面设计铁路警政的框架体系,具有强化中央集权的企图。邮传部虽尝试整顿全国铁路巡警,终未能形成完整的警政体系,交织着铁路警政集权与分权的博弈。受制于经费,铁路巡警多是在地方督抚及铁路督办大臣的运作下成立,按照各地实际设计铁路警政的组织与规模。铁路巡警的出现,是中国铁路近代化的重要步骤,其形成的过程是清末国家权力下移的体现,为近代中国铁路警政的发展提供了制度范本。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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