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铁路押汇的倡导、困局和重生

在近代中国,铁路运输与近代金融不断融合,促进了国内商业市场的发展,铁路押汇自然被视为推动这种融合的重要载体。铁路押汇是以铁路为主体的金融业务,与一般意义上的押汇、票据贴既有联系,也有明显差异,其间存在官商、银行界与交通部门的多元互动关系。在经历有关铁路押汇的深入讨论并付诸实施之后,因缺乏有效的制度基础,银行业务与铁路运输融合方式难以定型。银行业只能寄望于自身保障体系所支撑的商业票据来发展押汇类业务,逐渐放弃将铁路押汇作为独立业务的努力。当下的铁路提单金融化创新,则是新时代铁路押汇的重生,只是仍需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落实铁路提单的物权属性,实现铁路运输与押汇的深度结合。

近代中国工商资本下乡中商品流通的演化逻辑——以20世纪30年代铁路押汇的发展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新式银行响应政府推动工商资本下乡的号召,以金融手段重构乡村市场的商品流通环节,其中以发展铁路押汇最具代表性。铁路押汇将尚以铁路周转、运输的商品改造为金融衍生品。在推动铁路押汇的过程中,新式银行在具有买方市场色彩的中原棉花市场和具有卖方市场色彩的淮河流域食盐市场采取差异化的资本下沉策略,并引发了不同的市场反响。本文通过比较铁路押汇发展的不同模式及其所形成的差异化结果,梳理近代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商品流通环节金融化的过程与效果,并指出传统市场的制度环境及各类市场的内生逻辑等因素深刻地制约着新式工商资本的下沉路径、策略与影响。这种制约关系体现出20世纪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金融转型过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开风气之先的近代蚌埠贴现公所研究

蚌埠作为"铁路拉出来的"单纯的商贸型城市,由于没有传统金融制度的制约,一些新型的金融业务得以推行,并富有特色。1923年,蚌埠几家主要银行联合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负责组织贴现的贴现公所,虽具贴现市场的雏形,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和推广,原因在于蚌埠商埠的特殊性及铁路押汇难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