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叶家山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的几个问题

铅同位素研究显示,叶家山曾国铜器(有曾国族属铭文者)铅料可能有两种来源,其中大多数铅锡合金的铅同位素特征与东秦岭地区铅矿有较高重合度;铜料来源尚难以确认,但与大冶铜绿山古矿区铜矿的铅同位素数据更为接近;其他族属铜器中,有使用与曾国铜器相同原料的情况,其他器物的数据则与之存在差异;商代风格器物中,多数为先周时期制作,个别器物的成器年代则已进入西周时期。本文通过与周邻地区青铜文化的比较,探讨了西周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青铜技术与文化联系及相互影响。论文指出,周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进行了集中管控和配置,在周王室统筹下开展青铜冶铸生产并分配给各诸侯国,是这一时期青铜工业生产体系的主要形式。本文研究结果,还为深入认识曾国与其他族群或方国间关系、商末周初铸铜产业发展、西周青铜工业生产组织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山西定襄中霍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中霍墓地出土青铜器是研究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青铜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探讨该时期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该墓地出土青铜器所包含的科学信息,对该墓地出土17件铜器的37个样品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这批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以铸造为主,另外还有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其合金成分有铜锡二元合金和铜锡铅三元合金两种,铜锡二元合金全部用于制作工具,铜锡铅三元合金用于制造容器。这显示中霍墓地铜器的合金成分和器物类型之间的关系明显,表明制作者已经能根据青铜器的用途而选择合适的制作材料。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冶金术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有较大的指示性意义。

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骟马文化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骟马文化的发现填补了河西走廊西部在四坝文化之后晚期青铜时代的空缺,也为探讨四坝文化的流向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首次对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骟马文化铜器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其材质以红铜为主,也有少量锡青铜、铅青铜和砷青铜。火烧沟骟马文化的铜器合金化程度较低,含有较多杂质元素,延续了该遗址四坝文化时期的铜器技术特点,但与同时期的河西走廊东部、洮河流域及青海东部等地相比,却显示了不同的技术发展趋势。河西走廊受本土早期铜器技术的影响较大,而洮河流域则更多地体现与中原铜器技术体系的联系。

论岭南地区先秦铜器的考古发现、分布及其社会影响

岭南地区包括两大水系,我国广西、广东境内的珠江水系和越南北部的红河水系。两大水系均发掘出土先秦时期的铜器。这说明从先秦时期起,铜器制作技术就从中原传播到了岭南;铜器制作技术沿着珠江水系和红河水系进行扩散和传播;先秦百越民族在吸收中原铜器制作技术的同时,制作出自身特征的铜器并用于军事和经济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浅谈青铜器的补配——以素面青铜盆修复为例

青铜器修复技术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应用科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式程序。本文以素面青铜盆的修复为案例,叙述了青铜器修复技术中的补配环节。由于修复工作中修复的每件器物的状态不同,因而需要通过经验及技术手段详尽了解器物情况,从而针对器物量身制订保护方案,以期达到最好的保护效果。

后记

12月2目的下午，我从三星堆博物馆采访出来，一路的车途中，满脑晃荡的竞是青铜人面像。

滕州前掌大墓地“于屯”村IIIM308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

"于屯"村北墓区为前掌大"史"氏族团"分裂"而来的"鸟"氏支族墓区,其中I I I M308和I I I M309为"鸟"氏支族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级贵族夫妻异穴并葬墓。本文对I I I M308出土8件铜礼器进行材质分析及制作工艺考察,8件铜礼器的材质以铅锡青铜为主,皆为浑铸成型,采用了金属垫片、加强筋等工艺措施来保证铸造质量。9件"鸟"字铭文铜器,"鸟"字铭文形状可分为两组,可能系两个不同铸造作坊或前后两批次铸造。

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出土齐家文化铜器的分析与研究

前言磨沟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潭县陈旗(今王旗)乡磨沟村洮河西南岸的一-处台地上(图一,10),1980年调查时发现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及宋代的遗存。2008~201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对磨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

本文利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仪对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23件青铜器进行了分析,其中21件材质为铅锡青铜,2件材质为锡青铜,均铸造成型。出土器物在合金成分上呈现出铅含量较低,铜锡含量较高的趋势。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是西汉初期楚王墓葬,为全面研究汉代王陵提供了参考资料,对比其他汉王陵的相关器物可以发现:铜钱锡含量高而铅含量差异大,与北洞山楚王墓铜钱含量特点相似;镞的形制与汉王陵出土的镞的主要形制相吻合,实用器成分差异不大,体现了汉代成熟的制作技术;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铜器符合西汉时期冶铸技术水平。

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成都平原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图景的认识,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如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和信仰的来源、三星堆文化的划分,以及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等。包含着新技术、新观念的域外文化与有深厚积淀的本土文化相碰撞,可能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并成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