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博物馆藏牛首兽面纹青铜尊赏析——兼谈“牛”对殷商社会文化的影响

青铜尊在商周祭祀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礼器。本文对郑州博物馆藏牛首兽面纹铜尊的定名、功用、造型特点、铸造工艺、美学价值及文化内涵等多个方面探讨,确认牛首兽面纹铜尊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历史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商代早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六安出土一件大型商代铜尊

1999年3月，安徽省六安地委党校教学楼施工工地出土一件大型青铜尊，我馆接到报告后即派员前往现场。这时铜尊已被抬离现场，出土区域已基本挖到生土层，坑内尚散落部分陶器残片。现介绍如下。六安地委党校位于六安城区西北郊，南距城区0．5公里，西距淠河0．5公里，北距汉代白沙城4．5公里。

商周铜尊卣配对组合研究

陈梦家先生在讨论商代铜器组合形式时指出,铜器组合可分为三种:(1)同墓共存的组合;(2)同墓成套的组合;(3)同族名的组合[1]。本文提出的“配对组合”,就是陈先生所说的成套而又同铭的组合形式。学术界早已指出这类尊卣配对是西周时期较为普遍的酒礼器组合[2],其特点是尊卣铭文内容相同,纹饰风格一致。最近,马军霞对商周墓葬中的尊卣组合进行了系统梳理[3],对尊卣组合的几种模式有较好的阐述,但其使用的“组合”概念较为宽泛,与本文所说的“配对组合”略有差异,尚不足以完全揭示尊卣配对所显示的文化内涵。

海昏侯刘贺墓所出十二棱铜尊缶补论

本文涉及两方面问题,第一,结合河南南阳淅川、湖北江陵地区和湖南长沙地区等地的楚墓材料,补充讨论刘贺墓所出十二棱尊缶的时代;第二,评析关于东周时期楚系圆铜尊缶的分型分式的研究。

馆藏元明清时期动物形铜尊探讨

本文对馆藏宋元明清时期的牺尊、象尊、鱼尊等动物形铜尊进行系统介绍,并就其年代、用途和造型艺术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浅谈西汉铜羊尊灯的羊文化内涵

西汉时期的铜灯无论在造型审美还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不仅能够体现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发展达到的成熟程度,更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化精神和时代特征。本文以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西汉铜羊尊灯为例,通过对铜羊尊灯的造型美感、实用功能和文化内涵的阐述分析,探寻羊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重要意义,同时对现代灯具设计提出几点设计思考。

“献贡”与祭祀——三星堆场景化铜器解析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具有浓厚的祭祀之风。尤其是各类铜器,在埋入“祭祀坑”之前应主要陈于庙堂用于祭祀、典礼。与中原商周王朝的青铜礼制系统相比,三星堆显然拥有不同的祭祀制度和信仰体系。对此已有不少详尽研究,如张昌平将“祭祀坑”出土器物分为祭祀者和受祭者、祭器和祭品,提出天地人神的合祭系统[1]。

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祭祀坑南部出土了一件铜顶尊跪坐人像,器物由大口尊和跪坐人像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青铜大口尊,大口尊肩部有独特的龙形装饰,铜尊立于一块方形平板之上,平板以下为一尊双手作向前合握状的跪坐人像。在铸造工艺方面,此件器物采用了各部分先分铸后连接的做法,与以往发现的三星堆文化青铜器相似。铜尊与跪坐铜人之间有明显焊接痕迹,且铜尊圈足曾被截短。跪坐人像则由躯干、双臂、双腿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铜顶尊跪坐人像是古蜀祭祀活动的缩影,彰显了先民的创造力,更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器物上蛇的形象

龙年过去,我们迎来了新千年的第一个蛇年——农历辛巳年。蛇,小龙也,这是中国民间约定俗成的称谓。蛇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种爬行动物,俗称'长虫',以其身体细长而得名。蛇圆眼,无外耳,舌细且分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