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铜政与皇朝中央的财政思想探析

滇铜开发是清代的重要国政。从滇铜开发中,可以窥见农耕文明下由于国家制度和文化思想的僵化,导致"乡-土-人"结构缺乏调适弹力而不能自我调节,逐渐呈现为一种静止状态。基于对清代云南铜政的研究分析,在"乡土中国"的视野下对清代皇朝中央的财政思想进行解读,指出其财政思想的实质端在于维持农耕社会的最低需求,滇铜开发的经济利润成为田赋的变相补充。

清代前中期京局办铜的政策转型及其困境

1716—1730年是清廷京局办铜政策的转型期。尤其是雍正时期,国家钱局铸钱从依赖进口洋铜逐步转向了开发及采办滇铜。朝廷曾一度依赖日本洋铜的进口,却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对华贸易限制政策逐步陷入困境,以至于京师鼓铸一度出现铜荒的现象。同时,滇铜产量的大幅增加又促使朝廷重新思考京局办铜之法。最终,朝廷通过改土归流和开发治理滇铜,调整办铜方略,逐步走出了受洋铜掣肘的困境。从办解洋铜到采办滇铜政策的转变,是清廷京局办铜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型。朝廷从中不仅看到了解决京局“铜荒”问题的可能,也看到了清代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希望。

《铜政便览》研究

《铜政便览》是在《云南铜志》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部有关清代云南经济、货币和铜政的重要著作,其作者不可考,可能是由清代云南布政司幕僚编纂而成。关于该书的版本,今天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为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清嘉庆钞本,一为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所谓清道光刻本实难信从。该书与《云南铜志》《云南铜政全书》《滇南矿厂图略》等书记载之差异,亦足资后人考镜。

王昶《云南铜政全书》探析

本文在方国瑜先生对该书概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王昶与云南的关系,分析了《云南铜政全书》的成书背景,论述了该书的篇章构成与内容、史料来源情况,并将其和《云南铜志》进行比较,探讨其在铜政类文献编纂与史料记述方面的价值,希望能改变目前学术界对该书认识不深,重视和利用不足的状况。

1737—1750年金沙江航道疏浚及其影响

清中叶,云南铜矿开采的迅速发展对西南地区水运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满足外运滇铜的需求,并平抑云南产铜区过高的米、盐价格,朝廷与云南、四川两省地方政府采取若干办法,疏浚金沙江1300余里,改善既有航道的通航条件乃至新辟能够安全运输大宗物资的新航道。其间进行了水文地质勘察、资金筹措与使用、工程组织与管理等活动,均颇具效力。疏浚完工后的金沙江航道大为改观,运输时效性和单位运价均得到改善,对于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发挥了显著的效益。此次金沙江疏浚以其首创性、唯一性而具备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清代滇铜厂欠与放本收铜

放本收铜政策是清代滇铜研究中的热点,而学者往往忽视与这一政策关系密切的厂欠问题。因放本收铜政策中官收余铜定价过低,厂民入不敷出,所产余铜不足以抵补已领官本,导致厂欠问题产生。可以将厂欠视为厂民将部分亏损转嫁给官府的一种特殊方式。厂欠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官本及时回笼以及余铜收购,影响国家币材供给。虽然官府采取诸多措施,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因为这是放本收铜政策本身的缺陷所致。

乾隆朝铸币与GDP的估算——清代GDP研究的一种路径探索

清代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府发行货币,提供了货币经济下清代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动力,中央铸局和地方铸局的货币投入于兵饷、政府人员薪水、工程款等,从而成为GDP来源的重要部分。乾隆朝是清代铸钱量的最高峰,中央钱局铸钱成本和数量构架了清代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称之为"铜政"。这一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对GDP的贡献应当注意。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相应的经济学传统所提供的清代经济数据核算也是一种新的清代GDP研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