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铜胎画珐琅制作地辨别的再思考

清代的珐琅彩,在康熙与雍正两朝皇帝的研创推展下,于乾隆朝得以集前朝之大成,极致发展。铜胎、瓷胎、玻璃胎等珐琅彩,此时都呈现出华丽精致的样貌。随着文献史料与实物的整理公布,乾隆朝宫廷和地方的互动不断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区辨作品来自于中央或地方,既是根本,也是激发更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以乾隆朝铜胎画珐琅而言,学界已能从作品的风格和款识,分辨其制作地。然而,故宫博物院所藏"胡思明"款鼻烟盒的产地与制作脉络,似乎与前述研究成果略有扞格。本文以为,细致讨论现有的区辨指标,从风格和制作传统两方面来扩大其解释效度,当有机会将"胡思明"款鼻烟盒纳入现有的解释脉络,使中央、地方风格交流的面貌更为清晰。

清代外销广东金属胎画珐琅

广东金属胎画珐琅器的制作和贸易虽非广东外销商品的大宗,但足迹远布欧洲、北美、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因应目的地不同的市场需求、文化习惯,销往上述地区的广珐琅从造型、纹饰、功能、使用方式等方面都呈现不同面貌。销往欧美及伊斯兰世界的广珐琅多作为日用品使用。其中销往欧美者,造型、纹饰显示更多的变化。18世纪早中期特别流行家族徽章、西式图案,珐琅绘画技法高超。18世纪晚期特别是19世纪,随着消费群体的拓展,广珐琅绘画日益粗率,色彩俗艳,且纹饰繁缛。销往泰国者,部分与宗教相关,其黄、红二色珐琅以及帕农神、迦陵频伽图案的普遍使用,体现浓郁的本土特色。销往伊斯兰世界的广珐琅,造型明显借鉴伊斯兰金属器,深蓝色及金色的配合使用,具有伊斯兰艺术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