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区博物馆馆藏铭文铜镜浅析

麦积区博物馆馆藏铭文铜镜种类丰富,涵盖汉、三国、宋、金主流铭文铜镜,对于从不同层面研究古代天水地区经济、文化、商贸流通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铜镜铭文的设计美学在书法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高校书法专业的快速发展,高校书法专业培养适应于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是当下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而在书法专业的教学中,开展铜镜铭文与字体设计的相关课程,顺应社会时代发展的趋势,对解决书法教学与社会脱节问题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铜镜铭文书法中的设计美学理念与铜镜铭文在高校书法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阐述了高校书法专业与社会时代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引起高校书法教师对书法教学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并对铜镜铭文在书法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代铜镜铭文考察——以徐州地区出土为例

徐州作为汉代文化产生的重要区域,先后进行了几代汉楚王墓的重大发掘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铜镜。本文在整理目前已公布的41面带铭文铜镜的基础上,概述其中镜铭中出现的10例通假字以及按照铜镜铭文的内容将其大致分为相思铭文、表祝福以及美好愿景铭文以及描述神仙生活三类。徐州出土的汉代铜镜自身蕴涵了汉代历史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意义,研究徐州出土汉代铜镜的铭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两汉时期的用字情况以及徐州地区的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生活面貌。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文体学意义初探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数量可观的“七言体”形式。其特点是 :整齐的七言句式 ,注意到了用韵 ,结构完整 ,在音顿、节奏等方面与传统七言诗相同。据此认为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即是完整的七言体诗歌。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 ,由此否定了“可靠的完整的七言歌谣在汉以前似还无有”的结论。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在形式上的特点 ,标志着它正处在七言诗由民间歌谣向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阶段。

三面铜镜铭文释读补正

近读《考古与文物》2006年4期《陕西投资策划服务公司汉墓清理简报》（以下称《简报》）。《简报》中对三面铜镜铭文的释读似有可商榷之处，现作如下补正。

《三面铜镜铭文释读补正》补释

对《三面铜镜铭文释读补正》一文补释有三:(1)镜铭"良居君王"的"良"当释为"所";(2)镜铭"史□贵富"的"史"应通假为"使",后一缺字当补为"人";(3)镜铭"谨金之清,可见信□[诚]"的"谨"当释为"玄","见"当释为"取"。

两汉铜镜铭文异体字述论

两汉铜镜铭文文字数量大,书体多样。黄文杰认为:"汉镜铭文在汉金文中亦独成一系,始见于西汉初,直至东汉均很丰富。"^(①)尽管汉镜铭文字十分丰富,相关的研究工作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对其研究的热度远逊于对汉代简帛文字、碑刻文字以及一般铜器铭文的研究。事实上,汉镜铭文字与同时代的其他载体文字有许多相通之处。

从汉代青铜镜铭文体悟汉代人的情感

铜镜是我国古代青铜器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常作为墓葬中的随葬品。它本是古代照面的用具,但纹饰的题材图案和铭文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了各时代的思想情趣和社会意识等文化面貌。下面我们就从汉代铜镜中的铭文探讨汉代人的情感。由于这些铭文中的情感相互交织着,我们就将它们简单分类探讨。一、成仙和仙化的追求汉人企求羽化登仙的思想,在铜镜铭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的研究

铜镜上出现铭文开始于西汉早期。近50多年来,广西的汉代铜镜铭文不断出土。从铸镜手工业的状况、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家族观念、爱情观、求仙思想)、广告、工匠的文化水平等四个方面,分析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两汉时期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汉唐铜镜铭文比较研究

铜镜铭文始于战国末,兴盛于两汉,至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相较于汉代的简洁质朴和直抒胸臆,唐代镜铭含蓄典雅,擅于以文学手法表达思想感情。综合比较汉唐时期的镜铭,以典型的许愿祈福、质量自夸、相思闺怨等主题的镜铭为代表,探讨其区别与联系,不仅能得出二者形式、内容上的异同,而且可以直观反映汉唐时期人们不同的生活追求、社会心理、宗教信仰、家国情怀以及思想文化等等。

夜郎族属新证——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出土夜郎时期铜镜新发现铭文译释切入

夜郎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夜郎族属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专家们提出了夷人说,濮人说,僚人说,谢人说,苗人说等多种观点。贵州省赫章县可乐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即夜郎时期的铜镜上,最新发现了16个古文字,这16个古文字可以用古彝文进行识读、译解,为"夜郎为彝"说提供了新的物证。

从汉代铜镜铭文看汉人的泰山信仰

在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一类含有“上大山”的辞句。通过镜铭互校可以推知,此类镜铭中的“大”即“太”字,“大山”即指今天山东境内的泰山。其内容与汉人的升仙观念关系密切,同时也反映出两汉时期对泰山信仰的继承和发展。由于此类铜镜及铭文主要流行于西汉末期到东汉早期,亦可为厘清“泰山治鬼”说的起源时间提供重要的佐证。

铜镜铭文“其师命长”释义

东汉至六朝有一类铜镜带有“其师命长”铭文,经分析研究可知,“其师命长”之“师”非特指“铸镜师”,而是泛指有专门技艺之人,联系上下文可理解为顾客或买家。铸镜作坊借助铜镜铭文进行宣传,通过抬高顾客的身份,表达对买家的尊敬和美好祝愿,以兜售铜镜商品。“其师命长”就是这一时期铜镜铭文中广泛流行的祝福套语之一。

汉代铜镜铭文所见儒家“忠”的思想

汉代铜镜中有很多带有“忠”字的铭文镜,这些“忠”字铭文当是对儒家忠的思想的反映。经整理和统计,铭文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关于自身修养之忠;二是关于与人交际之忠。以铜镜铭文体现儒家忠的思想是汉代推崇儒学思想政策的结果,它表达的是希望人们通过修身养性培养内心忠的品质。推而广之,在独处或人际交往中,均需秉持忠的思想,从内心与行为上以忠规劝自身。

探析西汉铜镜铭文中篆隶体的风格演变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谈及书法中对篆隶体的研究,不得不追溯到距今两千多年的汉朝。在秦朝至汉朝的四百多年中,文字从大篆体到隶体的转化,是书法史中具有革命性的一次突破。要探析汉代书法中篆隶体的衍生、嬗变、突破等,那么,汉代铜镜上的铭文篆隶体便是很好的追根溯源的依据之一,继而以此依据为根基,对汉代铜镜铭文中的篆隶体发展历程进行探析。对其文字、形制、书体的形变过程加以阐释,同时更有利于我们去理性认知和合理研究镜铭文书法体系的形成经历,从而探索篆隶体的发展过程。从书法学的角度去感悟镜铭篆隶体的结体特征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构造演变,即镜铭书法文字"篆体--篆隶体--隶体"的嬗变过程。从最初始的常态篆体,到新的亦篆亦隶,而后的似篆非篆的篆隶体到最终新的常态的形成——隶体。

王莽时期“德政”铭文铜镜述略

据已知的考古发现,铜镜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但其上铸铭文则是到西汉时期才出现的,主要内容是'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长贵富,乐毋事,日有喜,常得所喜,宜酒食'之类的吉祥语。王莽时期,在继续流行西汉'吉语镜'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宣传其'德政'的铭文,宣传王氏代刘的合法性,开古代利用日常生活用品宣传政治的先河。

浅议汉镜铭文中“饥食枣”

中国古铜镜发展到西汉晚期,铜镜的背面铭文内容十分丰富。这些铭文的产生和流行,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铜镜铭文为我们研究和分析当时社会的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解放以来,在全国各地发掘了大量的西汉时期墓葬,著名的有洛阳烧沟汉墓群、洛阳西郊汉墓群、

东汉铜镜纹样释读

东汉时期的铜镜．受儒家影响深远，尤其是东汉章帝以后，因为提倡以儒家标准选拔官吏，“学而优则仕”．所以，铜镜铭文就多了不少“宜官宜候”的吉祥用语。这种官本位的铭文，成为东汉铜镜典型的形象符号。

从铜镜铭文蠡测汉代诗学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一则汉代铜镜铭文的解读 ,论述了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固精意识以及如何渗透于士人的精神世界。第二部分则讨论了固精意识在诗学领域的影响 ,认为这是造成士人关于抒情的节制心理的主要原因 ,而“情”与“志”分离 ,使得“缘情”为“言志”所挤压 ,这是由汉代经学人格所决定的。第三部分论述了在精英与民间两个阶层 ,汉代抒情诗的展开不平衡的内在原因。本文认为 ,在精英层面 ,因固精意识对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