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含嘉仓铭砖官职补证

通过对洛阳含嘉仓1988年发掘简报中的铭砖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得出以下认识:其一,此次新出的"判官□"可能是州一级官员尹、少尹、别驾、长史、司马等,亦可能是判官司法参军之简称;其二,"监察"一职当为监察御史之简称,并结合《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的相关记载认为铭砖一的具体入仓年代大约为开元十九年;其三,结合两次发掘所得铭砖、文献记载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监察御史监管太仓是特殊情况,唐代大部分时间是以殿中侍御史具体监管太仓的。

宋四郎墓铭砖书法面貌成因臆解

宋四郎墓铭砖书法虽由同一刻工刻修于同一时间,但最终呈现的刻写形态却相当迥异。其两极化艺术面貌的成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墓文在内容撰写上存在某种格套,因此,刻工日常刻写遇到文体格套内常用文字的频率较高;另一方面,刻工在大量机械性地复制高频出现的文字时,逐渐生发出由技入艺的突破。在文体与艺术实践的双重格套作用下,部分文字的刻写,无论结体抑或是线条,皆具一定的艺术性,其余则显粗劣,有不得笔之感。

洛阳市朱仓村出土北魏墓铭砖探析

2012—2013年,洛阳朱仓村发掘出土6块北魏墓铭砖,多有纪年,主要记录了墓主的姓名、籍贯、年龄、身份、去世时间等信息。本次及以往洛阳出土的北魏墓铭砖墓主身份多为平民;铭砖大多为墓砖的简单利用,等级性不明显;铭文行文格式相近,书体为楷隶;年代主要集中在北魏的相对繁盛时期,即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至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与以前收录的墓铭砖大多出土地点不确切、墓葬形制不清楚相比,这批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墓铭砖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黄君法行”朱字刻铭砖的探索

洛阳市三乐食品总厂住宅楼工地发掘了东汉晚期墓葬(C3M226)，发掘者称之为东汉孝女黄晨、黄芍合葬墓，定名的根据是墓内出土的砖的刻铭。刻砖铭共两块。正方形，一件边长45、另一件边长41厘米，厚均4．5厘米。

北宋舍利崇奉的世俗化趋势——以甘肃泾川龙兴寺出土舍利砖铭为例

2013年甘肃泾川龙兴寺考古发现的砖铭,为研究北宋的舍利瘗埋和大云寺的沿革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考证泾川龙兴寺在隋、唐、宋时期的发展演变,对比三个历史时期文献记载的舍利崇奉活动,结合泾川龙兴寺舍利瘗埋的个案分析北宋独具特色的舍利崇奉宗教仪式,可以认为,中国的舍利崇奉,经历隋唐时期的定型化之后,逐渐呈现出世俗化的新趋势,彰显了宋人在舍利信仰上宽容、通达、不拘一格的佛教文化观念。

试论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以墓砖铭文为中心

利用墓葬砖文等资料,可以将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大致勾勒如下:(1)透过对闽越国工匠群体的考察,反映出当时一些越人很有可能是拥有汉名而无汉姓,更多的普通民众应只有越人的名、号。(2)作为闽地沿海地区行政据点的冶县,"遁逃山谷者"应是其设县初期的主要编户民。随着闽地确立了相对稳定的郡县行政体系,更多的闽地人群被编户入籍。同时,闽地土著人群逐步获得了具有华夏化特征的姓氏。(3)东晋南朝时期,稍成规模的移民入闽。他们定居并落籍闽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土著人群的姓氏结构,形成侨旧混杂的社会面貌。从汉唐的长时段视角观察,六朝时期则是闽地人群长期缓慢编户化、华夏化进程的开端。

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考略

北魏神加鹿四年(431年)平城长庆寺《造七级舍利塔砖铭》,为王银田教授2005年12月于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所见。此石入藏后并无拓本流行,更未在日本或中国国内作过任何形式的介绍。此次不仅照录了铭文,而且阐述了作为皇家寺院的平城长庆寺的大致情况。铭文所记北魏平城长庆寺劝缘兼作铭记的僧人永慈、建造佛塔的僧人恬静、译大藏经30部并置之入塔的僧人苴倩和昙云,则对北魏平城时期的高僧有了新的认识。《长庆寺造塔砖铭》本身又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北魏早期书迹,其隶楷即楷书而带有隶意的面目,又揭示了北魏平城时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这就是北魏早期的碑版书即铭刻书,或楷隶,或隶楷,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全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碑石自身的规格,同时也取决于书手对各种书体的掌握能力。

漏泽园砖铭所见北宋末年地方兵士和百姓生活研究

考古发现的漏泽园遗迹和出土砖铭,为研究北宋漏泽园制度的实施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为考察地方兵士和百姓生活状况提供了分析样本。本文以漏泽园砖铭为主,结合史籍相关记载,对北宋末年地方社会中下层士兵的生存与流动、朝廷惠民政令影响下的百姓生活状况再加探讨,借此考察国家制度与政策在地方的实际实行情况,管窥北宋末年国家慈善事业顶峰隐藏下的贫困与危机。

神奇的墓铭砖书法——大同出土北魏宋绍祖墓铭砖书法简叙

2000年四月，在位于大同市南郊区曹夫楼村马铺山之南、御河以东属北魏贵族、官僚等上层人物墓葬区出土的宋绍祖墓，引起了考古界的普遍注意。

“砖”心致志 “铭”诸肺腑(二)——小学趣味书法砖铭书法教学案例

选题说明:女蜗抟土造人的传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流传甚广。祖先在生活中与泥土的亲近和融洽无与伦比,先民用泥土制作精美绝伦的陶瓷器具,在泥土上播种收割,并用土制砖瓦来承载文字、画像,以寄托、抒发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这便是被后人称之为'秦砖汉瓦'的傲立于世界艺林的铭文砖和画像砖。东汉后期画像、文字瓦当逐渐式微,但东汉直至南北朝铭文、画像砖的辉煌接踵而至,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丰富的美感,在砖瓦上有着持久而淋漓尽致的发挥。砖。

洛阳朱仓西晋墓地性质蠡测:由四则砖铭校补谈起

在2012年公布的洛阳朱仓西晋墓出土砖铭中,有四则可作校补,进而明确墓主官爵称谓。比对同地出土的当利里社碑碑阴题名,可以发现朱仓墓地的墓主具有和当利里社民相似的特征,他们的身份是下级军官和中央官署属官,生前应混居在同一里内。

“砖”心致志 “铭”诸肺腑(一)——小学趣味书法砖铭书法教学案例

选题说明:砖为建筑用料,俗称砖头。在春秋战国时期陆续创制了方形和长形砖,秦汉时期制砖的技术和生产规模、质量、花式品种都有显著发展,世称'秦砖汉瓦'。大多数砖为素面,有的砖面有图案纹饰,有的砖面有文字,也有图文结合的,内容多为事件记载和愿望寄托,为中国考古和文献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砖面上的图文,有的是模板戳印而成,有的是雕刻而成;有的图文凸起,有的图文凹下。有些砖铭文具有浓郁的书法艺术性。

秦汉砖铭的“篆刻”本色

“印宗秦汉”成为流派印以来的不二法门,即凡篆刻当宗法“秦印”“汉印”。但秦汉“刻”制的文字,除了“印章”,尚有为数众多的砖铭。两者都是秦汉艺术精神的写照。相较而言,秦印、汉印多了些“规矩”,而砖铭同样出自下层官吏、底层百姓,却少了些“条条框框”,刻划更加写意,或豪放生动,或奇崛大气。以下为6位当代篆刻家对秦汉砖铭文的认识与诠释及其“化古为我”的艺术实践。文图按来稿先后顺序排列。

对六朝砖铭“も”(屯)的考释

建康都城遗址、石头城遗址、钟山坛类建筑遗存、部分齐梁宗室墓葬等处出土的砖铭“も”,旧释作片、■,或认为与方位有关,依据字形,当改释作“屯”。迄今所见砖铭中,仅有“西/东+屯”和“砖屯”两种辞例搭配,与《隋书·百官志》和《通典》所载“湖西砖屯丞”及“湖东砖屯丞”较为吻合,应为屯驻在建康城玄武湖西、东的匠作机构,专事宗室用砖的烧造。

秦汉砖铭简述

一、秦砖铭秦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颁布了一系列新政,其中“书同文”即统一文字为彼时一项重要国策。秦始皇令李斯、赵高和胡毋敬等人整理旧文字,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笔画简略的新文字,是为“秦篆”,又称“小篆”,以之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又参照先秦古隷,将小篆加以简化,匀圆的线条改变成了平直方正的笔画,创新出“秦隶”,使书写更加便捷。秦始皇遂诏令废除六国旧字,全国推行这两种形体的新字,小篆作为国家标准文字,秦隶作为日用文字。

从汉代巴蜀砖铭看字体演变

巴蜀地区的汉代画像砖为汉代丧葬习俗文化的产物。巴蜀地区为汉代画像砖之乡,已出土画像砖数量上千,分布地区十分广泛,品类繁多,其中载有文字的砖铭数量较为可观,同时有一部分为纪年砖。砖铭既是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同时砖铭文字的发展又具体地反映了字体的演变过程,对巴蜀砖铭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字体演变规律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清人眼中的《砖塔铭》:从发现、临摹到翻刻及范本的选择问题

《大唐王居士砖塔铭》于明代末年出土,出土后其书法即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由于拓本不易得,不久就出现了翻刻本。到了清代,其书法愈加受到珍视,人们不仅热衷于对其临摹,而且评论蜂起,称赏不置。各种翻刻本亦纷出,清人也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砖塔铭》从出土,到被人们作为学习书法的临摹范本,乃至翻刻,是清代书法史中的一个颇值得探讨的现象。

RH真空处理用镁铬砖蚀损机理研究

本文对真空炉用镁铬砖的蚀损状态作了调查研究及结构分析,并探讨了其长寿机制。

东汉建初四年一组墓砖的释文

本文对照原图版,对东汉建初四年一组内容相关砖铭的释文加以校核,指出释文中的一处误释,并就砖文的内容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