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铭诔尚实”谈曹丕文之“不实”

作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曹丕在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其《典论·论文》提出的"铭诔尚实"的文学创作准则仍具有现实意义,但考察曹丕本人的铭诔和其他散文创作,这个准则并不能完全得到体现,反而出现大量"不实"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政治需要、文化传统、曹丕性格上的多疑猜忌等。指出其"不实"并非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曹丕人品,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曹丕及其文学贡献,同时对当下某些"不实"的文风乃至世风有所纠正。

《始平公造像记》的表现与文化意义

本文以《始平公造像记》为例,通过对碑诔、碑铭、题记的详细解读来研究北魏造像记的民族地域文化与造像记“玄佛合流”的文艺思辨,主要包括:从造像的铭、诔分析造像题刻的意义,从题刻的文艺思想再探《始平公造像记》书法艺术之审美,从书法艺术的审美再现造像题刻的“神与物游”与“玄佛”之境。

曹魏“尚实”政风与文体学

曹魏鉴于汉末浮华弊病,政权运行推行"尚实"之风,如《求贤令》一类政令及以"浮艳"处死孔融等;又有专门的"文质之辨",正方、反方都"尚实","尚实"上升到"道"的层次。在如此政风的笼罩下,曹丕提出作家评论"尚实"的途径,在于同文体之间的比较,于是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体论的提出;又有桓范《世要论》中三篇文体论提倡"尚实",《赞象》篇称"实有勋绩"方可配得上画像有赞,《铭诔》篇批评"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之类铭诔,《序作》篇批评"浮辞谈说"、"泛溢之言"之类的著作书论。朝代政风对文体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此即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体学亦是如此。

“碑”文体的产生

结合传世文献与具体的碑刻作品,我们可以深入讨论东汉后期碑文体的产生过程与文体来源,从而梳理出中国式纪念碑文的初期结构特征及其与当时石刻载体之间的丰富创生关系。在本文看来,东汉中后期先有“铭”“诔”或“颂”“表”等文体在石碑上的书刻,逐渐才形成文体上的实践自觉,发展出后来所谓的“碑”文。当“刊石树碑”成为东汉后期士阶层流行的纪念方式之后,碑也从物质载体的概念,逐渐增加了一种全新文体的概念,由物及词,合二为一,完成了中国纪念碑从产生到类型化的创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