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走出去”、跨国风险传导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分析

银行“走出去”是当前中国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同时使得中国面临跨境溢出效应的风险。本文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的溢出效应,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部门和金融摩擦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通过内生引入海外资产价值的变动以及银行对国内外资产的选择,刻画了海外金融风险通过影响资产价值和结构进行跨境传导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并评估了针对银行杠杆和资产结构的两类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以及政策的跨国外溢效应。研究发现,银行“走出去”的福利效应呈现倒U型。反事实分析表明,银行“走出去”增加了中国与外部金融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是输入风险的重要渠道。针对银行杠杆和银行资产结构的两类宏观审慎政策均能起到稳定金融和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且二者协调配合能达到更优的福利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因此具备跨国政策协调的空间。本文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协调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与跨境金融风险防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下中资银行“走出去”——基于美国、日本与德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货币国际化对银行"走出去"产生影响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背景,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下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研究表明,美元国际地位的强势促进了美国银行"走出去";"日元-日企-银行"三者之间形成了协同发展效应,以闭环方式助力日元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日本银行业海外规模的扩张;德国政府对银行海外业务的长期限制使得本国银行错失了进军海外的机会。鉴于此,中资银行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契机,夯实内功,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严防人民币国际化提速过程中的各类风险,最终实现"人民币-中企-银行"海外协同发展效应最大化。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影响与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17年的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数据,实证研究了母国金融发展如何促进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资银行在海外开设的分支机构越多,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本文发现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会通过促进出口、扩大市场规模进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从目标国家类型来看,中资银行“走出去”对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效应尤为突出;从时间区间来看,金融危机之后,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投资带动效应受到全球金融风险增加的负面影响而有所减弱。

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策略研究

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国内国际的条件也已经具备。通过分析中国银行业如何"走出去"的决定因素,从而得出:以兼并收购为主,积蓄实力,积累经验,同时注意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