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危机处置程序中的问责制研究——以银行监管治理为视角

银行监管机构的问责制包括履职问责与机构问责,其制度构造由角色担当、说明回应和违法责任组成。建构我国的银行监管机构问责制,需要填补履职问责的法律空白、充实机构问责的法律内涵和优化银行监管权力的配置,设置司法审查和公众参与的法律程序,并将银行监管治理的理念锲入到银行危机处置的体制内核。

《金融稳定法》中危机银行处置信息披露机制的法律完善

《金融稳定法(草案)》首次将金融风险处置中的信息披露问题上升至法律层面。信息披露一直是金融监管领域的热门议题,已渗透到金融监管的各个环节,在危机银行处置中也不乏信息披露的身影。基于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特殊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较其他行业而言具有更高的透明度要求。尤其在危机银行处置过程中,信息披露关乎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以包商银行案为代表的危机银行处置中,信息披露仍面临着缺乏系统完备的信息披露法律规则设计、缺乏透明度导向、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缺乏风险预警功效等问题。亟需完善以提高透明度为导向的信息披露相关规则,应从主体、方式、内容层面提高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健全危机银行信息披露的风险预警机制,并注重危机处置后信息披露效应的持续性评估,以期对我国《金融稳定法》中有关危机银行处置中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及其动态协同进路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国家金融安全需要在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双重维度下解读。国家金融安全呈现出科学性、发展性和统筹性等基本特征,防范风险是国家金融安全法治保障的关键。中小银行危机事件显示,金融法治亟须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制度。硅谷银行危机处置在监管职责分配、机构级别设计和处置协调配合等方面较为成熟,反映出金融法治的动态性与协同性趋向。有必要从金融领域修法、跨品类融合立法、国内金融与非金融监管机构协同、地区和国际金融监管协同等维度出发,推动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朝向动态协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