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管制放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省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银行管制放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银行管制放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渠道机制。结果显示,银行管制放松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管制放松显著地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份额,并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份额,构成了银行管制放松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机制。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证实,银行管制放松会提高城乡信贷非均衡性、加剧农村资金外流、提升技能溢价,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文章的研究为全面认识银行管制放松影响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对于合理推动中国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美国银行管制及其启示

一、美国银行管制的特点 美国银行管理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四化”:多元化、立法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一)多元化。美国银行管理体制是一个“双轨多元”的监督系统。除有一个银行局作为州级管理机构外,联邦一级还有3个监督机构: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所有制管制、行为管制和审慎监管——一个银行管制优化的分析框架

基于银行管制的自由——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的历史过程，如果说20世纪30—70年代银行监管理论的核心是银行体系的安全性，20世纪70—80年代银行监管理论的核心是银行体系的效率，那么20世纪90年代银行监管理论的核心就是如何协调安全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安全与效率二者之间的均衡。协调安全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安全与效率二者之间的均衡，从理论上讲就有必要分析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一效率均衡偏离及其存在的环节，穷举针对这些环节和偏离可能存在的管制措施，结合制度环境分析这些措施的实施对银行业安全和效率的影响，以及所有措施相互之间的协调，从而为银行监管提供一个动态的、基本的框架。

放松银行管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银监会网站所提供的城市层面银行机构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放松银行管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考虑2009年放宽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的施行对二者关系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放松银行管制会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2009年放宽对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限制的政策确实提高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并促进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管制放松、地区结构性竞争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省级层面的银行分支机构数据构造银行地区结构性竞争程度指标,探究银行竞争加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检验结果发现,整体上银行业竞争加剧显著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中均显著,且两者无显著差异,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主要通过融资成本机制、而非国有企业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机制促进其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银行业竞争加剧均显著提高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价值,且相对国有企业,其对非国有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深化银行体系改革以促进银行间竞争程度的提高,对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澳大利亚银行管制和市场力量

一、引言 多年来,银行一直被视为特殊行业,它提供的服务能增强经济活力,相当多的国家政府对该行业加以严格的管制.在澳大利亚,银行管制的方式主要包括:对利率和银行资产的直接控制、货币政策的执行以及国有银行、农业贷款的直接竞争.本文旨在介绍澳大利亚银行业管制的演进过程,分析这些变化后的种种原因.本文使用广义的"经济管制"概念,即是"税收,各种形式的补贴,对利率、准人以及其它经济活动的各种管理控制和立法机关的总称"(Posner,1974,p.335),不仅要考察正式的立法控制,还要考察国有银行的形成和国有化运动.此外,美国俄亥俄大学的爱得华·凯思(E.J.Kane)的管制辩证法将被用来解释澳大利亚银行管制如何在市场力量、技术以及管制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得出关于银行规则、制度的一般性结论.

银行管制放松、股份制银行扩张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股份制银行市场准入放松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银行市场准入放松给股份制银行带来的外生冲击及一系列经济后果,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政策实施后,股份制银行数量扩张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的作用。研究发现,银行管制放松政策实施后,省会(首府)股份制银行扩张显著削弱了企业融资约束;从地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和北上广深地区股份制银行扩张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削弱效应较强;区分行业和所有制属性的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受股份制银行扩张的影响明显。

银行管制契约下的会计政策选择

本文以契约观为视角,从剖析银行业几种典型的契约安排入手,指出会计数据(指标)在银行管制订约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我国银行管制模式的变迁及其会计政策选择进行解读。最后,就加强我国管制机构与准则制订机构协调,制定高质量的银行会计准则得出几点启示。

对我国外资银行管制立法的刍议

1980年10月30日,我国国务院公布了《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该规定中的第四条表明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到中国设常设代表机构。1983年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又颁布《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常设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这是第一个有关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文件。但是由于常设代表机构不能从事任何营利性的银行业务,因此为了加快引进外资,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授权于1984年12月1日批准在上海的四家外资银行扩大业务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国务院于1985年4月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

《银行管制的收益和成本》:银行管制要有效率意识和成本意识

刘明志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9月 当前。

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机理探讨——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实证检验

企业多元化经营受益于银行发放多元化经营所需资金贷款,受制于银行发挥债权人治理作用的外部监督。笔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代理理论,以200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多元化经营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式、方向和程度。检验结果证实: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多元化经营显著正相关;在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正向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过程中,银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企业管理层攫取私利行为具有中介效应;企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和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发挥调节作用。本研究尝试性地将银行管制体制改革与企业多元化经营结合起来探究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机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源基础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银行管制和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能够为银行业体制改革和企业多元化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对我国银行业管制的思考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西方各国银行业普遍实施了严格的银行管制,以减低或消除银行业的市场失灵。但是60年代以后,银行管制的作用受到诸多质疑,并逐步发展形成了放松银行管制论。鉴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中国银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的管制,如:利率管制、高进入和退出壁垒、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差异化政策等,这些管制导致中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和效率低下。基于此,放松银行管制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解决我国银行业内存在矛盾,提高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必要举措。

中国的银行管制放松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吗?

文章探讨了银行业结构性改革中的银行管制放松对我国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管制放松总体上有助于纠正我国的资源误配,且这一作用在私人资本占比高的行业中更强。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核心发生机制是银行管制放松促进了企业优胜劣汰,提高了私营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得到显著改善。银行管制放松也未能显著降低资源在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配置无效率,因此金融所有制歧视可能没有获得有效纠正。拓展性研究表明,在外向程度高、市场化程度低以及金融竞争激烈的地区,银行管制放松纠正资源误配的作用更强。文章研究表明,中国金融改革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资本的合理布局。

银行管制放松、融资约束与人力资本升级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劳动力细分技能信息,并匹配银监会网站所提供的银行分支机构数据,考察了银行管制放松对企业人力资本的微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银行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升级,这一结果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下保持稳健。与此同时,银行管制放松还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地提升了企业支付技能溢价的能力、研发投入、资本品投入与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升级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拓展性研究还发现,银行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技能劳动力就业,但阻碍了非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技能劳动力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从而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供需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本均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地方银行发展所引致的融资约束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本文的基准结论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对于融资手段更多样化的上市企业同样是成立的。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深化银行业改革,推动银行管制放松不仅使人力资本投资事半功倍,而且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保障。

银行管制放松、财政开源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

在我国金融业结构性改革深化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暴露的背景下,本文从收入侧的角度探究了表现为城商行大量设立的银行管制放松所带来的财政开源,并对金融发展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基准研究结论表明,银行管制放松所带来的城商行发展通过激发结构性竞争显著抑制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管制放松的债务抑制作用在经济"僵尸化"程度更高的城市会表现的更强,并且这一结论在财政开源需求更大的城市会进一步增强,银行管制放松表现出了显著的开源效应。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金融业结构性深化改革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

银行管制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受国别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而且受行业特征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银行业严格的市场准入、产品及经营范围管制既限制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机能,也削弱了外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存款保险、中央银行担保和资金援助等危机预防和救助机制不仅增强了银行股东和经理层的风险选择倾向,而且对管理层的报酬激励补偿机制产生影响。管制下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股东与债权人、股东与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非常有限,内部治理是其核心。管制和监管作为外部治理的替代机制在银行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严格的银行管制并非有利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西方银行管制与证券市场管制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对银行和证券市场进行管制的传统。在一般意义上，银行管制的主要目的是规避系统风险，避免金融危机；证券市场管制的主要目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市场效率。然而，规避系统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市场效率并不是银行管制和证券市场管制的全部目的，而且，银行管制和证券市场管制的相互作用机制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主要考察了银行管制和证券市场管制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进而论征了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制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的过渡机制，亟需破产法的建立和完善及其有效实施。

银行业管制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银行业管制的目的在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控制系统性银行危机。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危机不断,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厉的银行危机。本研究从银行业管制的实践出发,对银行业管制的基本措施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回顾与总结。研究表明监管者构建安全网络以控制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实践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而旨在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特许权价值、巴塞尔协议提倡的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等措施也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一定程度上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