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空间演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集聚经济与金融供给地理结构的微观证据

聚焦金融供给地理结构视角,利用Python软件爬取经纬度信息构造企业层面邻近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空间集聚演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原因在于银行集聚能够提高银企间数字信贷配置效率与企业融资能力,增加数字化投资和数字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发现,成长型与成熟型企业、民营企业、低股权融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产业链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加受益于银行空间集聚演化,同时,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化能为该过程实现提供制度保障。此外,银行“进入-退出”流动能够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该效应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能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精准施策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银行业务地域特征和银行机构集聚

由于交通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银行业务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地域特征使得各个地区适合集聚的银行业务也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业务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政策措施,促进银行业务和银行机构的集聚。

银行业集聚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采用文献资料、实证研究在测度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12—2022年银行业集聚程度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银行业集聚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银行业集聚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

银行业集聚降低了中国金融包容水平吗?——对金融排斥中地理作用的实证研究

金融活动向优质区位的集聚提高了金融业绩效,但同时在宏观上造成了金融供给的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匹配,增加了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空间成本,从而会在客观上降低区域金融包容水平。本文基于新金融地理学原理,利用2007—2012年中国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对我国银行业集聚与金融包容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的空间均衡化在整体上有利于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但银行业集聚对金融包容水平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分散化能显著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而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金融机构的分散化对提高金融包容水平的积极作用不甚明显。

银行业集聚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2001-2014年我国省域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利用修正引力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银行业集聚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性;利用时空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银行业集聚空间关联网络的空间溢出效应。

云南银行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研究

银行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金融中介,地区银行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长久以来较为关注的话题。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云南省为发展沿边金融提供了条件,对该省金融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选取云南省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分析银行业集聚程度是否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所影响,有怎样的影响,结果表明,要想对经济增长更为有利需要使云南省银行业集聚程度降低,并在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西部11个省区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法,从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三个维度测度了西部11个省区市金融产业集聚水平,然后采用2009—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和豪斯曼检验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部11个省区市金融产业集聚水平总体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保险业集聚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起正向推动作用,而银行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因素则起到抑制作用。

城市内部银行业区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21世纪以来,城市化已成为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那么城市为什么会增长?本文选择现代城市产出的重要生产要素——资本的主要生产者银行业区位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城市内部银行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对银行区位的作用原理;然后以广州市为例,系统地讨论了广州市主要商业银行区位的主要因素、银行总部与网点的布局特征。本文认为: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分布的不均衡是银行区位的主要外部性因子,企业与家庭对银行业的信息与劳动投入以及城市土地的投入是影响银行选址的主要内部因子。在中国大都市中,又由于各区位因子的作用原理不同,各银行总部与营业网点在城市内部具有不同的布局特征。银行业的集聚与这些布局特征不但加剧了中国城市的圆环形地域结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生产力。

天津市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时期以来,天津市金融业集聚程度不断加深,并以"制造业立市"为发展战略。金融业集聚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网络经济效益、风险防范效益、资金导向等机制,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研究天津市金融业集聚与当地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研究天津市综合金融业集聚的基础上,考虑行业异质性,分别研究金融业的三大子行业,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行业各自的集聚程度对当地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金融业综合集聚水平对当地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三大子行业的集聚程度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提出建立金融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的协调发展机制、提高金融各子行业对助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重视程度等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证据

本文考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总量和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影响,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表象下,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金融集聚具有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随集聚程度的高低产生规律性的变化;金融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银行业和保险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证券业集聚则会逆向挤出技术创新。

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分析中国2006~2012年31个省市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会通过直接效应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显著性影响;银行业集聚、证券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银行业集聚水平的提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证券业集聚水平和保险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保障银行业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应提高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发展规模,促进农村地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降低准入门槛。

金融资源集聚与经济增长：中国西部十二省数据检验

本文通过收集1997～2010年中国西部12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了金融资源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惯性,也即动态滞后性特征;银行业集聚及其一阶滞后项、实用外资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非常显著的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证券业集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除此之外,本文的实证结果还发现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