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末年银钱比价失衡的微观书写

清代学者王棨华《消闲戏墨》卷下第二十则“金泰钱铺”故事是清乾隆末年“银贵钱贱”货币金融形势下的商战逸闻。“金泰钱铺”故事从微观角度书写清乾隆年间民间金融信用机构的经营活动,是中国古代货币金融史上的宝贵案例。

晚清银钱比价波动与官吏贪污手段

晚清银钱比价波动相当激烈,引起的社会经济混乱也是相当严重的。各级地方官吏利用银钱比价波动造成的经济混乱,明枪暗夺,大肆贪污,很有时代特点。本文拟就一问题进行专门的评述。 一.晚清银钱比价波动的概况 在晚清商品市场上,依法充当主要交换媒介的银两与制钱之间的比价变动十分激烈。从乾隆中期到宣统皇帝统治宝座被推翻的近一百五十年间,银钱市场比价始终在激烈变动之中,不是银价持续不断地上涨,便是银价相对大幅度下跌,其间几乎没有相对稳定时期。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

清末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银钱比价波动具有阶段性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各级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发展演变的过程。地方各级官府在赋税征收中私自采取的种种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官府财政税收行为与货币金融市场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恶性互动关系。这种恶性互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则导致清末币制更趋紊乱,吏治更加腐败,国家财政日益困窘,商贸运营严重受阻,民生愈益艰难,从而大大加剧清政府统治的危机。

光绪年间的银钱比价与行窃计赃律例——以金七十儿盗窃案为中心

光绪三年,18岁的直隶大兴县民金七十儿因盗窃计赃120两白银以上拟绞监候。之后两次朝审情实,免勾。光绪五年因行窃计赃例价与市价悬殊,奏定章程照市价计赃。按照“律新例轻”的规定,金七十儿盗窃钱票计赃60两白银以上,最终杖七十徒一年半,刺字发配顺天府新乐县。档案所记载的金七十儿盗窃案中,光绪年间的银钱比价、行窃计赃律例和小人物金七十儿的命运之间,表面看似毫无关联却彼此环环相扣且终成因果。金七十儿盗窃案的走向揭示了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大历史的进程影响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大历史的进程。

清代广东银钱比价

银钱比价是清代货币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制,“钱与银相权而行”,虽然顺治四年政府定制钱“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从此在法令上维持银钱一两比一千文的比价,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维持这一规定。有清一代,银钱比价变动不居,不但因时而异,而且在不同地区也有各自的特点。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广东地区银钱比价的基本情况。

对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问题的一点思考

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产生于乾嘉之际，而鸦片输入引起的白银外流则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后的事，银贵钱贱已持续了３０余年。因此，传统的所谓银贵钱贱是由于白银外流，而白银外流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的结论是错误的。钱价暴跌不在于银贵，而在于制钱本身。银钱比价不仅是两种货币之间的问题，而是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鸦片输入只是加重了银贵程度。

白银外流、银钱比价与物价水平(1644-1850):基于计量史学的研究

本文尝试应用计量经济史学方法,以复本位下银钱比价浮动为研究轴线,以早期中外贸易引起的白银内外流动对银钱比价的影响为突破口,结合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最新计量方法,根据史料记载,分析论证清朝1644到1850年间,银钱本位币浮动的形成过程及其对经济社会、民众生活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银钱比价探析(1901-1911)

清代实行的是银钱并举的双本位货币制度,银钱比价作为货币问题的核心,是所有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银钱比价的演变也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其影响更是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1901-1911年作为清末较为特殊的政治时期,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银钱比价的波动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于清朝银钱比价变动的问题(上篇)

【正】 作者自识:本论文是正在编纂中“中国近百年金融史”第一卷的一个问题,拟分为上下两篇先在此发表:上篇陈述清朝银钱比价变动的资料及其变动原因,尤其著重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的原因,下篇拟述比价变动对于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当时朝野人士所主张的各种解决方法。因为问题内容非常复杂,本论文未能作全面的叙述,有未尽的地方,准备在金融史内提出。希望读者不吝随时赐教。

关于清朝银钱比价变动的问题(下篇)

【正】 我在本论文上篇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说明在清朝二百多年间银钱此价变动的情况,并经过整理以后,把变动趋向分为三时期,其中第二期,从嘉庆十三年到咸丰六年(1808—1856)四十九年间,是银贵钱贱的时期,是清朝银钱比价变动中最主要最特殊的变动时期,在此时期中,银钱比价变动的幅度差不多是一与三之比,因此,引起当时朝野人士的惊恐和尤虑,并纷纷提出意见,解释这一变动的原因,根据我所搜集的不完全资料,我把变动原因的看法归纳为五种,而其中主张银贵钱贱是由于纹银外流的看法实占大多数,所以我的上篇结论赞同这一派人士的看法。

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1644—1911)

伴随“白银时代”降临,清代中国并未径直走上货币完全白银化,乃至实质确立银本位币制的道路,而是形成了银钱并用的货币体系。如将海外白银流入及其产生的影响视为“银线”,则传统中国长期使用的铜钱,及因使用铜钱所产生的问题便堪称“钱线”。银钱并行下,“银线”与“钱线”纠缠,产生银钱比价波动问题。本文依照银钱比价分区数据整理与分析、比价形成和波动原因探寻、比价波动影响、官与民对波动的应对这一逻辑顺序,对该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

当发生较大灾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变动。通过对"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的初步探析,可以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剧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随着赈灾活动的大规模开展,短时间内出现了1877~1879年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局面,这对灾区及外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赈灾成本,严重削弱了赈灾效果,并造成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此外,与既往观点不同,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

清代银钱比价波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清代采用白银与铜钱双本位货币制度,"银钱兼权",相辅而行。银钱比价成为清代货币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汤象龙先生率先注意到道光朝的银贵钱贱现象。之后,小竹文夫、彭信威、杨端六、陈春声、傅汉斯(HansUlrichVogel)、谢杭生、林满红、王宏斌等学者先后关注清代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对比价变化的分期与原因提出各自看法。

从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看清代直隶农村的银钱流通

清代民间银钱流通、银荒以及银钱比价 ,历来为学者所关注 ,见仁见智。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 ,提供了清代直隶农村银钱流通方面的珍贵史料 ,可供学者参考。

清代福建契约中的约定银钱折价现象研究

在清代福建契约特别是典契中,长期、大量存在银钱折价记录。其折价有相对固定并远低于银钱时价者,也有浮动并与时价接近者。对相对固定的折价,以往学界或认为当中所涉白银纯为虚银,或将此银数作真实典价看待。本文指出了此中误读,认为该格式下的银钱折价仅是钱计物价的特殊表达。将典契中的各种折价置于典交易具有跨期回赎特点、铜钱货币使用范围扩张、银钱时价不断波动中理解,则土地交易会与货币兑换的“保值一套利”行为融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土地金融市场。详细解释典契中不同的银钱折价,对于厘清契面货币与实际交易货币有别,理解时人在多货币跨期交易中所采取的特定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近代北京价格与工资的变迁：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

综合现有资料,整理并分析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北京的银钱比价、物价与工资序列,以此探讨近代北京的通货膨胀形态、商品和劳动力的市场化以及实际工资的趋势。通过价格走势的一致性,发现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市场间存在整合。在民间自组织的推动下,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都具有一致的行市,使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得以发挥。对实际工资的检验还表明,近代北京的劳动力实际价格并无趋势性变化,而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则以改进的可能性为高。

从清水江文书看清代贵州苗侗地区货币流通中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清水江文书中典型契约文书的梳理,对清代贵州苗族侗族地区货币流通中的银两成色、平砝标准和银钱比价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证。清代贵州苗侗地区的货币流通经历了从规范到失序,然后又趋于规范的过程。清代中期银两成色与平砝标准的混乱,以及银价的剧烈上涨扰乱了木材市场与土地市场秩序,加剧了苗侗社会矛盾。

论鸦片战争前的“钱贱”及其社会影响

鸦片战争前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的银钱比价变化的本质特征不是"银贵钱贱",而是单方面"钱贱"。"钱贱"会给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但绝不会像论者认为的"银贵钱贱"使"劳动人民实际要多交60%赋税"那样严重。"钱贱"直接影响了士兵及铸钱工人的生活。

18世纪广东米价上升趋势及其原因

18世纪广东与国内其它地区一样,出现了持续的米价和其它物价上升趋势,乾隆年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由于人口压力和当地人经济选择所导致的粮食生产成本提高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米价上升的另一原因在于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和本省铸钱趋于正常而造成的货币流通量增加。

关于鸦片战争前银贵钱贱变化的探索

鸦片战争前夕，银贵钱贱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往以清政府定例银一两兑制钱一千为参照系数来说明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的上涨幅度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它忽略了银钱比价中市阶与例价的区别；银贵钱贱现象产生的时间也被人忽略。比较嘉、迈以来市场上银钱比例的变化，可以认为银贵钱贱开始于乾隆中期，而不是与鸦片走私贸易泛滥同时出现；这一货币经济现象产生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的发展变化，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