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采摛文、感物伤情与喻理比德——魏晋动物赋的三种创作方式

动物赋在汉代兴起之时,就形成了动物赋创作方式的雏形,但受制于各种因素的拘约,并未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至魏晋时,由于社会环境、思想文化、文士心态、动物观念的演变以及赋体文学的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促使魏晋动物赋迎来了繁荣时代。在这一时期,动物赋的创作方式也逐渐成熟起来,最终形成了铺采摛文以体物、"以己化物,物以情观"与体物以喻理比德三种创作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动物赋的艺术表现力,促进了魏晋动物赋的繁荣。

汉大赋讽颂主题的变迁与天子身份的二重性

汉赋批评中的“铺采摛文”与“曲终奏雅”理论涉及天子身份的二重性,“铺采摛文”与天子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符号有关,其表示的是政权必须展示其宏富博丽的一面;“曲终奏雅”则与天子作为一个性化的主体有关,其表示的是个人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西汉时期的“讽谏说”单独从天子私性质方面的个人德行出发来认识汉赋的结构与价值,从而得出了“劝百讽一”的僵化印象。而东汉时期随着天子公身份的不断强化与凸显,私身份被遮蔽掩盖,与此相应,大赋的主题亦发生由讽谏到颂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