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例男性精神发育迟滞性错罪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

本文报道了56例男性精神发育迟滞(MR)者的性错罪并进行分析,着重对MR程度、性错罪类型、责任能力评定、受害对象、作案场所、实施手段等有关同题作了讨论。我们认为对性错罪责任能力的评定,应强调对性知识的了解为其实质性的辨认能力。

高校学生恋爱问题错罪行为浅析

高校学生恋爱问题错罪行为浅析游荣芝张秀荷毫无疑问，高校生的违纪犯罪概率，大大低于其他青年群体，而且在恋爱问题上的错罪行为，又是大学生中的极少数。然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学生构成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恋爱婚姻观念和性道德观念...

高校学生恋爱问题错罪行为浅析

毫无疑问,高校生的违纪犯罪概率,大大低于其它青年群体,而且在恋爱问题上的错罪行为,又是大学生中的极少数。然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学生构成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婚姻恋爱观念和性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大学校园里大学生在恋爱问题上的错罪现象已呈上升趋势。这种错罪现象象幽灵一样干扰着学校的正常秩序,败坏着学校的风气,影响着学校的人材培养。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继续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体系将是一项重要且需长期执行的工作。就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现状而言,目前仍然存在主导力量缺乏、配套实施细则缺位、处遇层级区分不完善、分级矫治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儿童利益最大化、教育保护、调查先行、责任个别化和可恢复性五项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专门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工作队伍、细化分级处遇的必经程序和判断标准以及推动处遇措施的专门化。

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程序的法治化

《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共同构建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制度,但由于缺少程序法的规制,当前的教育矫治制度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前端处置不力。当前在程序法中几乎没有与保护处分相关的内容,对于保护处分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和实施程序都缺乏配套规定,专门学校在实践中异化、矫治教育的社会效果不明显,不利于实现保护处分机制的效果、无法弥补一元化形事司法格局的罪错未成年人处置方向。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之下,应当将保护处分纳入罪错未成年人处置的司法体系中,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加入保护处分的相应制度,与现有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衔接,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罪错治理的有效衔接。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屡见报端,社会公众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司法处遇问题日益关注。为回应现实司法需求,《刑法修正案(十一)》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形成从不良行为到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的三级干预机制。从未检工作看,上述分级干预机制难以满足司法实践需要,应在设置分级处遇指导机构和辅以配套服务保障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等级,推动建立以家庭教育为根本、以保护处分与专门教育为主轴、以刑事处遇为后盾的阶梯式教育矫治体系。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的问题检视及路径探究——以Z市S区为例

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将其罪错行为进行分级干预矫治,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意义深远。以Z市S区基层检察院、公安分局2021年——2023年3年办理的罪错未成年人案件为观察样本,按照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三个层次,探究分级预防、干预、矫治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及原因。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需要注重学校惩戒、加强监护职责、保护处分优先于治安管理处罚、检察训诫、专门学校建设等措施,探索构建政府主导的领导机制及强制亲职教育、社会化帮教体系的配套体系,最大限度挽救罪错未成年人,实现对其精准帮教,促进回归社会、防止再犯。

罪错未成年人平等发展权的保障——对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3条的规范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为进一步保护未成年权益的专门性立法。其中第4条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提供了概括性的原则,第113条第2款则是针对罪错未成年人发展权利进行平等保障的具体条款,其立法意旨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障的要求。但上述两规范对罪错未成年人保障的立场并未在其他有关就业及升学的规范性文件中得以体现。目前对公民从业资格以及受教育方面的立法仍然存在对罪错未成年人发展机会的“差别对待”,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造成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罪错未成年人平等保护规范的实际无效力,而且与我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精神也不符。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一部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应该起到对未成年人发展权利的保障功能,并对其他相关立法具有法治统一的统摄效力。

“教惩”融合: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理念优化的实践路径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体系发轫于未成年人“福利主义”与“责任主义”的优化厘革和未成年保护处置制度的演化发展。教育与惩治是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的重要手段,实践中两者不可并行误解导致选择的博弈,导致社会与未成年人利益的背离。然教育与惩处背因理论的共同性是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理念优化的逻辑基础,“教惩”融合是切合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逻辑进路,有利于弥补教育与惩处的实践偏差,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提供新的实践路径选择。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矫治公检履职模式研究——以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模式为路径

针对目前专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准入程序不明确、分级处遇标准不到位,以及公安机关现有矫治措施效果不理想等具严重不良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难题,应以加强制度规范衔接与主体职责对接为基本路径,避免加重公安机关“抓—放—抓”的恶性循环,衡平社会防卫与未成年特殊保护间的价值张力,提高精准教育矫治的质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及国家亲权理念的交织为价值基石,以严重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为准入基本界分标准予以分级,并借助家庭监护令的执行情况对自愿性准入模式的实质条件予以评估;以法益侵犯类型为尺度对矫治教育管理模式予以分类;以信息对接、评价对接与监督对接三重维度的公检职责对接机制贯穿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制矫治教育体系的运行体制,实现家庭亲权与国家亲权的各自应然担当,助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教惩”: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的理念优化与逻辑选择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实践与理念优化是契合未成年人时代发展的社会属性与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保护期许迁变的回应。我国以保护为核心构建起未成年人处遇体系,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遵循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教育与惩治是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重要的处遇措施,但又不限于措施,更甚为理念的贯彻。无论措施还是理念,两者并不抵牾,且根因一致,皆是为实现未成年人的利益,修复未成年人和社会的关系。教惩融合是切合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逻辑进路,以“教育”为目的的惩治是教育与惩治背因理念的平衡与优化,是弥补教育与惩治衔接空间的实践选择。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的非相称性及解决——以专门矫治教育为着眼点

专门矫治教育与其他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之间存在非相称性问题。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相称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为指导,分级干预措施的选择需考察行为因素和行为人因素,综合评估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和矫治的必要性。解决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的非相称性问题,首先应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保护处分性质与惩罚色彩,通过合理解释“在必要的时候”以明晰适用条件,并完善准司法化的适用程序。最后从检察提前介入促成侦查阶段转处,精细化设置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和拓宽缓刑与假释犯的非刑罚化路径三个方面,构建专门矫治教育与刑事处遇措施的转处机制,推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的进一步优化。

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机制改革困境与社会复位体系建构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而如何有效地引导罪错未成年人重返社会并保障其正常生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机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正成为这一重要建构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惩罚主义与教育矫治之目的存在较大张力,可能加剧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增加再犯风险。同时,原有分级干预机制导致的防范体系疏漏或影响罪错未成年人犯罪后及时获得有效处置与支持。为了弥补这一疏漏,需要系统地梳理不同维度下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机制的类型,并深入剖析这些机制实际执行过程中,在法律、文化、机构等多个维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进而明确不同维度困境下罪错未成年人社会复位体系建构的基本方法论,最终建构一个涵盖法规设计、教育宣传、机构协同、监督评估、人才建设、信息共享和心理健康疏导等方面七位一体综合复位环境体系。这一环境体系有助于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发生后提供及时、全面的干预、支持与帮助,保障罪错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以此推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基于YLS/CMI评估的罪错未成年人“场域”化风险因子研究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产生往往具有多因性,对行为人的矫治也非一蹴而就。如果对于问题的起因、本质和特征等内部因素缺乏足够的分析总结,以及对影响未成年人成长和受教育等外部因素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把握,针对性和适应性不足的惩戒和救助措施所起的作用则是十分有限的。为了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采用YLS/CMI量表对40名罪错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风险评估,结合半结构化访谈,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精准识别其在家庭、学校、社交等“场域”内的风险因子状态和被保护情况,从罪错行为“产生链”的角度,定位影响行为的多重“心理动力场”,进而明确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矫治工作的方向与路径。风险控制的重点应放在临界教育“场域”的环节上,设定个性化矫治脚本,增强多“场域”保护合力,构建共治共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研究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成年人则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16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被法律上视为成年人。因为很多牵扯到未成年的案件被舆论所关注,未成年人犯罪也成为近年来的司法焦点。未成年人犯罪危害大但惩罚力度小,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分级干预机制的讨论。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就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进行研究。

把握教育情感转向,有效预防“罪错行为”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教育关注的痛点与难点问题。就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治理变革的顶层设计而言,涉及“四大转变”,包括将认识社会转型的相关特征作为确立治理目标与对策的重要依据,将实现治理方式的范式转换作为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方向,将推动育人过程的评价转轨作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举措,以及将把握教育领域的情感转向作为达成治理目标的关键措施;而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要抓住的“牛鼻子”就是教育情感转向。

罪错未成年人之监护人追责问题研究

对于罪错未成年人,无论是从法理方面还是从生活常识方面来说,其监护人都是难辞其咎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应该如何追究监护人的责任,不仅立法上存在语言表达笼统含糊、有职责要求而无失职后处罚方式的具体细则规定等疏漏,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配套措施不完善、该作为而不作为之类的问题。应当在明确监护职责、细化责任要求、建构完整的追责体系,以及强化追责主体的责任感、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作出努力。

罪错行为分级下专门矫治教育的探究与完善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忽略未成年人“触刑行为”与“治安违法行为”在性质上的差异,将其统一规定为“严重不良行为”,不符合分级预防的要求,确立“触刑行为”的独立性是实现精准矫治的前提。专门矫治教育为作为触刑行为的特有处遇措施,具有区别于专门教育的“保护处分”独立属性。推进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应从制定分类化的适用标准、建设分区独立的专门学校、设计多元分类动态转处的处遇措施、完善措施适用的决定细则、构建完备的矫治内容五个方面形塑触刑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的运行。从而破解实践中对于触刑少年“一放了之”的现实困境,实现触刑未成年人复归社会、受害人权益修复、社会秩序恢复。

同心圆模式: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治理体系之构建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迭出,并呈现低龄化态势,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予以回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仅是权宜之计,而真正解决低龄化犯罪的困境需要实现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类型化规制。罪错行为区分为不良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行为,对其处罚应以“责任、保护、处罚”为原则,以修复式理念为圆点,以分类教育矫治为短半径,以长效系统保护与规制为长半径,形成同心圆式的保护机制,方能治本。

我国未成年人罪错分级体系重建与处遇制度优化——基于教育理念的双重功能

教育理念是我国处理罪错未成年人问题的基本原则,但目前立法及相应制度对教育理念的贯彻,主要体现在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目的的提前教化,而忽略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构建科学的罪错分级处遇体系,不仅要实现“为了预防而教育”,更需要注重“为了保护而教育”。以预防性教育理念为核心所构建的罪错未成年人制度,还存在罪错行为分级界限模糊和非刑罚性教育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从预防性教育理念向保护性教育理念转变,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罪错分级体系和阶层有序的处遇措施结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