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与制度渊源

意思表示错误理论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的民法基础理论,其内涵丰富,外延极广。从罗马法以来,欧洲法学家即对该理论倾注大量心力。由于其复杂性与传统性,如果不弄清其历史渊源就难以理解和评价欧洲各国现行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从比较法的角度,这样的基础研究将有益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制度建设。

网络交易中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问题研究

网络交易中的意思表示错误主要包括人为错误和电子技术错误,其特有的技术性会对其效力和救济产生特殊影响。我国现行法上的重大误解制度不能有效解决网络交易中的意思表示错误问题,未来立法需要对不同错误进行类型化分析,合理确定错误表意人与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分配标准,设计相应的撤销权行使及法律责任承担规则,补充新的规则如网络缔约法律规则,并对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商制定网络交易规则的内容进行限制。

德国私法上意思表示错误理论之分析检讨

本文立于对德国私法上意思表示错误理论基本问题之批判分析 ,认为德国错误法规则的设计 ,以心理为划分基准创立的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二元构成理论 ,不仅存在基准不明确 ,难于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缺陷 ,而且在目的论之所在 ,对二者加以区别对待 ,不符合实际交易中的要求 ,对其正当化也存在理论上的困难。指出应不再区别对待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 ,而应站在信赖保护的立场上 ,引进对相对人行为方式综合评价的思路。

略论意思表示错误和物之瑕疵担保责任的关系

在我国的法院实务工作中,经常将"意思表示错误"和"物之瑕疵担保责任"二种不同的制度混合适用,并将二者共同作为合同"解除"的依据,这是不妥当的,因此有必要明确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和适用关系。

论意思表示错误的认定及其效力

对于意思表示错误的规范与处理,涉及表意人意志保护与交易安全维护的利益衡量。合理规定其基本样态,在赋予表意人撤销权同时加以必要限制,是各国或有关地区有关民事制度的基本思路。借鉴他国或地区有关立法或司法经验,把握该制度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将利于我国司法的统一以及民事立法的完善。

论意思表示错误——以与重大误解制度比较的视角

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在平衡意思自治、保护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国外民法对意思表示错误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采用错误这一概念,而是以重大误解取而代之,且规定粗陋。本文从与重大误解制度比较的视角,以历史发展路径、法理基础、结构效力差异、立法完善构想等四个部分论意思表示错误,以求为我国意思表示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设性意见。

论意思表示错误行为的撤销要件

《民法典》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没有明确是否区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将会造成司法实践上的困惑。“错误二元论”既无法周全意思自治,在保护交易安全上也无优势,应予抛弃。“错误一元论”者认为相对人可归责是意思表示错误行为的撤销要件之观点也欠妥当。应在坚持不区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基础之上,引入信赖损害赔偿制度。这既是意思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可填补制度空白,更能兼顾意思自治保障和交易安全之保护。

对意思表示错误内在态样结构的反思

大陆法系意思表示错误的传统内在态样结构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作严格区分,是一种表示错误——动机错误的二元化错误结构。然则,将动机错误人为纳入其中并与表示错误作严格区分,不利于实践中意思表示错误问题的解决,纯粹动机错误与适格的意思表示、非常态的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特别是内容错误)存在着现实运用中的混淆与复杂化。对意思表示错误的内在态样结构重新定位,将意思表示错误的二元内在结构回归至意思表示错误的一元内在结构或许具有更积极的现实意义。

意思表示错误“重大性”之认定

在认定意思表示之"错误"是否具有"重大性"时,运用合意原因说与理智因果关系说的得出之结论几乎一致,但二者的立足点不同,合意原因的立足点是契约正义,而理智因果关系说之立足点是当事人之意思自治。在具体的认定过程中,行为人因误解所遭受之损失是否巨大,不应作为误解是否具有重大性之必要条件条件;关于标的物之质性发生之错误是否具有重大性,应采主客观相结合之标准。总之在认定误解是否重大时,并无万能的公式可以嵌套,应结合契约之具体情形,妥善均衡表意人之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之关系。

意思表示错误与交易安全

意思表示错误时,应以内心真意为主,表意人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但在涉及交易安全时,应以表示意思来决定法律行为的效力,撤销权的行使受到限制,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论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

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之本质属性,是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根本因素。当意思表示主观层面的效果意思或客观层面的外部表示出现错误时,其对相应法律行为之效力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传统民法中有规定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为可撤销,有规定其为无效,实务中还有通过意思表示解释得出其依然有效的结论。为了平衡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我国未来民法典宜原则上规定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为可撤销,同时明确意思表示解释在判断其效力上的优先性。

意思表示错误及相关制度设计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不可或缺的。传统的民法根据萨维尼的阶段性划分方法把意思错误划分为动机、内容、表示和传达错误,有其合理性。我国民法应在其他国家相关的制度设计上,结合本国国情,建立完善的意思表示错误体系。

意思表示错误效力三题

错误为人生所不可避免,其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人们在从事交易行为时亦然。人们在从事交易活动,与他人订立法律行为时难免不生意思表示错误。法律若对此等错误视而不见,难免使表意人遭受极为不利影响,其私人目标不仅难以实现,且往往有遭受损失之虞,这样对于错误方未免过于苛刻。此时便应寻求一种制度给予救济,并以此来填补因个人理性之缺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此时错误制度便应运而生。法律赋予人们交易行为中的意思表示错误以特定的含义,给予错误方以救济。而在给予错误方以救济的同时又不能忽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错误发生后,如何救济、意思表示错误的效力如何遂成为问题。该问题乃错误制度之核心,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下面本文就意思表示错误的效力的三个疑难问题略作探讨。

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后果

一、错误的法律后果概述近代以来,私法均以私法自治为原则。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其基本要义在于表意人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上之效果①。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法律之所以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果,主要是因为表示将意思做了无误的表达②。

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与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信赖责任。信赖责任建立在受损的合理信赖之上,其构成要素为显然的意图或事实、信赖行为、善意与可归责性。二者均具有信赖保护功能,信赖责任在思维重心与归责基础上明显不同于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信赖责任的赔偿范围以信赖利益为限,当信赖利益大于期待利益时,以期待利益的数额为限。《民法通则》第61条和《合同法》第58条将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而产生的赔偿责任规定为一种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存在明显缺陷,非常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应予以修正。

我国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之构建——以反思“重大误解”与维护交易安全为线索

司法界与理论界均认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之规范功能与德国的"错误"制度相似。《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制度的粗糙立法导致"重大误解"条款过于简陋与抽象,无法实现德国法"错误"制度之规范功能,即便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也没能弥补该缺憾。宜将目前立法中的"重大误解"改为"意思表示错误"。意思说因其过于重视表意人之真意,具有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等诸多弊端,故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立法价值应选择以保护交易安全为主的表示说。应以交易安全保护为线索以及具体化意思表示错误类型来构建我国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论撤销权的行使——对意思表示错误之救济

病态的意思表示之下的行为若获得完全的效力有悖于意思自治之精神,因此各国民法通常并不赋予此类行为完全的效力,并由此形成了相关规则。撤销权的行使即是其中之一。文章从主体、方式、期间和效力四个方面对撤销权的行使进行阐述。

表示错误与合同成立

文章认为合同的成立并不象传统学说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在判断合同是否成立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只能形成一个效力未定的"表面合同"。表示错误不是影响合同的效力而是影响合同的成立。在考虑表示错误如何影响合同成立时,应以促进交易的确定和安全为目的,除了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外,还应考虑表示错误是单方错误、共同错误或者相互错误,传统的大陆法则对此重视不够。

民法动机错误论考——从类型论到要件论之嬗变

严格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原则上将动机排斥于法律评价之外,唯有表示于外的动机始受保护的传统的“类型论”观点日益露出其破绽,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一元化并构造统一法律要件的“要件论”思想渐次成为今日“错误论”之主流,而统一的“错误要件”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合理性,仍在继续的探索与求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