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误解中“错误重大性”之认定

自现行法删去“较大损失”的表述后,错误制度有滥用之虞,需要重新审视对“错误重大性”的认定。在我国现行法上,对于“错误重大性”之认定标准,存在规范不足的问题。在传统上的错误二元论体系下,意思表达阶段的“因果关系重大性”标准仅考虑表意人视角,不当保护表意人的利益而忽略相对人利益;意思形成阶段的“交易重大性”标准,不能兼顾双方当事人利益,并不能为“错误重大性”的认定提供实质理由。重大误解制度之适用,应结合合同法定解除的实质理由,在“错误重大性”的认定上纳入相对人的视角,应以相对人对合同有效的合理期待不能实现作为“错误重大性”的判断标准。当且仅当表意人的错误严重影响相对人对合同有效的合理期待,此时构成“错误重大性”,方可适用错误制度,以此实现双方的价值平衡。

意思表示错误“重大性”之认定

在认定意思表示之"错误"是否具有"重大性"时,运用合意原因说与理智因果关系说的得出之结论几乎一致,但二者的立足点不同,合意原因的立足点是契约正义,而理智因果关系说之立足点是当事人之意思自治。在具体的认定过程中,行为人因误解所遭受之损失是否巨大,不应作为误解是否具有重大性之必要条件条件;关于标的物之质性发生之错误是否具有重大性,应采主客观相结合之标准。总之在认定误解是否重大时,并无万能的公式可以嵌套,应结合契约之具体情形,妥善均衡表意人之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之关系。

合同错误及其救济——由(2017)最高法民终502号案的分析展开

合同错误源于当事人的重大误解,相关纠纷应适用有关重大误解的规定予以解决。本文通过对题述案件的分析,阐述了合同错误的概念、其救济的条件以及救济的方式。作者认为,适格救济的合同错误须具备重大性,且对方当事人对于错误的产生有所介入;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应正确理解和适用《民法总则》第147条的规定,坚持公平原则,同时兼顾交易安全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