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嵘滋味说中独特的悲情观——以《诗品》为例

锺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大加赞扬,认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锺嵘看来,作品要有滋味,需要具备很多因素,其中悲情不可或缺。锺嵘所论之悲情,内涵丰富,凸显出其美学思想。首先,锺嵘把悲情与“滋味说”紧密相连,认为有“滋味”的作品一定具有“悲情”的特征。其次,锺嵘主张悲中包含着怨愤,但是表达上,是以雅之为主,讲求中和之美,虽有悲怨,但并不过于激烈。最后,锺嵘还注重风力和丹彩对悲情的润饰,即内容的饱满和语言的修饰。

个人审美与时代的深度融通——锺嵘评陶之辨

"锺嵘评陶"历来争议不断,要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联系锺嵘本人的诗歌审美理想以及齐梁诗风对其批评标准的影响。总体来说,锺嵘在个人审美之外有着救弊的现实目的,陶渊明恰与此契合。因此锺嵘对于陶渊明的评价在当时是独具慧眼的,但同时陶诗也构成了对其批评标准的一种挑战。

锺嵘《诗品》与中古五言诗经典谱系的建构

锺嵘《诗品》被后人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尽管如此,后人对其品第裁定、源出祖袭等方面却颇有微辞。这种批评在明代胡应麟《诗薮》、王世贞《艺苑卮言》等书中即已有之。但前贤所论似可归为一类,即《诗品》建构此谱系的准确性问题。而对于锺嵘精心建构此诗歌谱系的真实意图,却鲜有论者言及。事实上,锺嵘此举在中古五言诗的演进历程中意义重大。他不仅将五言诗体追溯到诗骚传统,更从根本上解决了五言诗的诗坛地位问题,并且精心编撰了一个既保守又开放的诗人秩序。

论锺嵘《诗品》的“知人”

学界一贯认为锺嵘《诗品》有"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但知人与论世其实界限分明,不能以一概之。锺嵘《诗品》详于"知人",略于"论世",具体表现为对诗人身世遭际、气质才力、思想性格以及人品德行等方面的认知。锺嵘《诗品》不仅认识到人、文间的紧密联系,同时注意到"人非文是"现象,有不因人废言之意,较之传统仅论及诗人生平遭际、作家个性的"知人"更为多维,具有新变之处。可以说,锺嵘《诗品》之"知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刘勰等人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其自身"心物交感"观的发展与践行,是萧纲"立身之道,与文章异"观念的先声。

现代学术史上的“陶诗品第”之争

齐梁时期的锺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列入中品,后世不少评论家都认为品第不公。明清以来如王士祯等人甚至认为陶诗应置于上品,但相关的批评并没有文献依据或理论阐发。及至现代学界,对《诗品》的研究日趋严密细致,由古直率先发端,提出在《太平御览》所征引的《诗品》上品诗人名单中原本就列有陶渊明,随即引发海内外诸多学者参与争论。或引据文献,认为今传《诗品》曾遭后人篡改;或认为对于锺嵘如此品评,根本毋庸置疑。由此展开对《诗品》的版本源流及体例义法,锺嵘的诗学观念及品评标准,乃至陶诗的流传及接受情况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讨。通过梳理这桩公案的始末原委,可以发现传统学术研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诸多特征。

陶渊明与张衡、束皙之关系发微——“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说续貂

本文从西方的"互文性"文本理论出发,揭示了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的关系,对嵘《诗品》品陶之说进行了补充。文章特别强调陈寅恪对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的重要性,通过理论的阐发和诗文的对照,表明了陶渊明对汉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本文对《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其平生的志业与人生的践履亦有差异,但是,隐逸的情怀与脱俗的高趣,却是其共同的追求。由此,张衡的归田与束皙的贫居成为《归园田居》诗的深层文化背景,陶渊明也成为这两位作家的异代知音。

《诗品》左思“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考——兼释“深”、“浅”之美学内涵

骨气与词彩的矛盾是汉末建安至初唐时期诗坛发展的一对主要矛盾,而锺嵘自始至终都力求以曹植诗骨气与词彩兼备的美学标准品评诗人,然而诗坛的实际却往往无法兼美,锺嵘对某些诗人的具体品评与其诗歌史地位的认定也由此而产生分歧,遂导致了左思"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但左思在《诗品》中的诗歌史地位却不如潘岳的结果。"深"、"浅"之评不代表品第之优劣,"深"之内涵为词彩繁密,略有芜漫之嫌;"浅"之内涵为词彩简省而行文洁净,有气骨柔弱之弊。

揭开陶诗的生成机制——读《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

《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借鉴西方现代派“互文性”理论,深刻阐释锺嵘品陶、陶诗《拟古》与曹植的关系、陶诗《止酒》的结构与艺术渊源诸问题,实际揭示出陶诗文本生成机制,借他山之石,攻本土之玉,考论邃密,呈功颇巨。该著征引文献丰富,其中不少资料和相关论述都可为陶渊明研究者提供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