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商与长崎孔庙的兴替

日本长崎兴福寺内所遗留的三通汉文碑刻,对考证中日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三通汉文碑刻的考释,发现在长崎孔庙发展过程中,长崎中国侨商通过献纳财物、规划孔庙、参与祭祀等多种形式对长崎孔庙施加影响。这一方面,使长崎孔庙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庙学中汉化色彩较浓,显得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也以长崎孔庙为窗口,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明治维新之后,在中国侨商的资助下,新建的长崎孔庙脱离了日本的管理,并在其中创立学校,延续着儒家传统,使其成为海外华侨创建的唯一一所庙学合一的孔庙,保存至今。

明乐传播者及画家魏皓

魏皓是明末清初前往日本并归化日本的华裔音乐家和海商魏之琰的四代孙,其编辑的《魏氏乐谱》在日本影响很大。但他作为画家的身份却鲜为人知,他的画作被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冷泉家时雨亭文库、云门寺及私人藏家收藏。魏皓的绘画作品与南苹派画家的风格相似,或与同时期长崎黄檗宗僧侣有关。

“爱达·魔都号”是怎样一艘船

2024年1月1日,“爱达·魔都号”开启商业首航,执行上海至韩国济州、日本长崎和福冈为期七天六晚的航程。历经8年科研攻关、5年设计建造,“爱达·魔都号”完成试航验证后正式投入市场运营,3000多名宾客共同开启首航之旅,见证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我一直关注国产大型邮轮,第一时间订购了我和女儿的船票,我希望孩子能够亲身感受一下大国制造了不起的成就。”首航旅客张露说。大型邮轮本身就是游客度假休闲的旅游目的地,既要安全、平稳,又要豪华、舒适,建造标准远高于其他船型。作为一艘邮轮,“爱达·魔都号”与普通邮轮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大型邮轮比航母还难造?

大董讲菜:炸“花椒鱼儿”

十六世纪,大航海时期,葡萄牙的商船到达了日本长崎,其中有一种叫做“天妇罗”的油炸食品也随之传到日本。“天妇罗”源自葡萄牙语中的“Tempura”,原意是指“四季斋日”,最早是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在斋戒期间的一种食物。江户中期,以江户湾捕获鱼类为主的天妇罗流行起来,天妇罗的核心做法在于“面衣”和“油”,须用小麦粉和鸡蛋的混合物当面衣,并采用纯芝麻油炸。

清康熙朝后期政治与中日长崎贸易

直至晚清 ,中日两国交通仅限于长崎贸易一途 ,其中虽无任何冲突性事件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长崎贸易对两国政治影响的空白。事实是 ,清代前期来自长崎铜贸易的任何变故都曾对中国内政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就康熙朝第二次钱制改革受长崎铜贸易牵制的史实考察 ,回答清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及中日关系在清前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其与新、马的比较研究

妈祖被作为航海的保护神,是宋代开始流传的我国沿海人民的民间宗教信仰之一。伴随着海商、船主的赴海外经商贸易及华侨的出国,而将妈祖信仰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天后妈祖已被誉为国际性的航海女神及和平女神,成为世界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

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

在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在只对中国和荷兰国打开门户的日本唯一的开港地长崎,大规模的、持久不断的汉书的输入,是将中国语言、文化传入日本的一条主要的途径。唐(中国)(荷)兰商船频频来访长崎港,带来了长崎乃至日本贸易的繁荣。活跃在中日文化和贸易交流中的是一群被称为“唐通事”的中国人。唐通事产生于1631年,正值中日贸易的高峰时期,他们的祖先大都是远渡赴日定居的中国人。唐通事的任命资格非常严格,当时作为一种官职地位很高,在日本社会享有很高的声誉。唐通事担任的工作是多方位的,在江户时代,主要从事对外贸易的翻译和实务工作。唐通事为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

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日本相继进入封建社会的最后发展阶段,中日两国社会体制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然而,锁国并非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如将其与东亚国际贸易相联系来考察,则毋宁称之为国家政治权利控制下的有限对外开放暨广州、长崎"一口通商"之贸易形态。就输出品结构来说,广州港口大宗输出品包括生丝及丝织品、瓷器、茶叶,主要输出品为棉布及糖;长崎大宗输出品为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铜,主要输出品为俵物、诸色物、粮食。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作为两港口核心贸易输出品的生丝及白银为亚洲贸易的良好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由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锁国体制"对两个港口影响力度的不同,广州、长崎对外输出品等级及流通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广州,无论是港口贸易量及额度还是贸易商品流通范围均非长崎所能比拟。然而,在近代东亚转型期来临的前夜,两座港口对各自国家社会变迁所起到的作用却大不相同,亦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迥异的影响。

正德新例与康熙朝的中日关系

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深入开展,有关清史研究的一些新问题随之涌现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由于大量中日文档案及新文献资料的被查阅被发掘,使得重新审视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凸现。为此,我们特意约请了四位专家学者,分别对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开端问题、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对清商的政策、正德新例与康熙朝的中日关系、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等中日关系问题作新的探索。此一研究课题,无论是对目前的学术研究还是对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益的。

清初中日长崎贸易

清初的中日贸易实际是中国商船到长崎的贸易。日本政府为防止国内白银和铜的大量外流,多次采取各种限制措施。中国商人在长崎除了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外,还要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和日本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至乾隆初年,云南铜矿产量大增,取代了日本铜的使用,中日长崎贸易遂逐渐走向衰落。

福建长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通过分析福建与长崎区域交流与合作历史、区域经济现状、积极作用,提出加强福建长崎经济合作可以通过加强高层交往,推进农业、服务业、海洋经济等合作,共促两地经济发展,造福两地人民。

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它是列强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两国相互敌对的结果,更是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参与了本次事件的处理,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甲午战争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

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情报搜集活动

锁国时代的日本绝非昧于知彼,相反其对外部世界一直保持着关注,尤其是针对中国展开了持久的情报搜集活动。其情报获取途径多样,除设定长崎、对马、萨摩三个窗口外,又辅以其他方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报搜集网络。其中,对马口在北方情报上具备优势,萨摩口长于南方情报,长崎口则兼顾南北,这样便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域;而漂流民口述材料、和兰风说书、唐船持渡书等亦各具情报价值,或能补充三个窗口之不足。

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略（一）

日本江户时代（1615—1868年，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长崎是唯一对外开放的门户。中国所有的贸易船都汇集到长崎，也吸引了一批有势力的优秀华人．形成了特殊的华人社会。当时在旅居长崎的华人中，福建人占多数。在唐通事活跃的260多年里，前后有近千人充任各级唐通事，其中出身于福建籍家族的人又占绝大多数。

17世纪30年代澳门——长崎的贸易危机

本文考察了17世纪30年代澳门——长崎贸易危机的表现,指出危机不在于贸易利润的下降和日本“朱印船”的竞争,而在于中荷葡三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相对地位的变化,贸易资金周转的恶性循环,贸易活动与宗教传播的密切关系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等。

“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下)

三、隐元禅师弘法与长崎华侨华人信徒隐元禅师于南明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5年）七月初五日抵达长崎,次日登岸至东明山兴福寺。此寺是在长崎的三江华侨、江西富商欧阳云台施舍别墅创建的^（33）。据《普照国师年谱》记载：隐元于＂七月初五,晚抵长崎……次早,寺主逸然同檀越请进兴福寺。法语五则。即日,二镇主谒见,谦恭致礼,各赠以偈。＂

明末清初长崎华侨社会的建构及影响

长崎华侨社会是在明末清初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是在该时期的中日海商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帮群组织、寺庙、唐通事是其华侨社会建构的重要元素。其发展虽然受到了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但是随着中日海商贸易的繁荣和长崎华侨人数的激增,长崎华侨社会建构也随之壮大,其对当时中日经贸往来的加强、中华文化的日本渗透均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长崎传习与日本近代海军的初创

1853年黑船事件发生后,德川幕府和各藩开始发展近代海军。为培养海军人才,幕府于1854年8月聘请"森宾"号舰长法比尤斯及其部属在长崎进行了预备传习活动。1855年底,幕府正式创办长崎海军传习所。从1855年至1859年共聘请了两批荷兰教官,招募了三期包括幕府和各藩的学生,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近代日本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