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献给上海的“情歌”——评沪语版《长恨歌》

近几年,上海出现了一批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作品,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舞台景观,其中尤以沪味话剧最是吸引观众。“沪味”当然是指以上海方言演绎上海这座城和人,走入剧场,仿佛走进被吴侬软语包裹的“上海生活”:声色各异的弄堂、以柴米油盐作底铺陈开来的烟火气,以及从石库门、老洋房里袅袅走出的人,共同敷演出一段段传奇。

双重视角的交替与穿插——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特色

王安忆的叙事能力处于不断生长的状态,长篇小说《长恨歌》的叙事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叙述者和鸽子置于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的转换下双线并行勾勒上海都市的历史变迁,细述人物内心最细微处的情感波澜。双重视角的交替与穿插,使叙述者保持充分的客观性,又不乏以一种贴近世俗、审视生命的叙述智慧去关注王琦瑶式的女性而流露出的温情,带着悲悯的情怀揭示这一类人的生存精神。

当经典文本以上海话“焕新”评上海话版舞台剧《长恨歌》

根据著名作家王安忆小说《长恨歌》改编的同名话剧作品于2023年年末以上海话版的全新创作“焕新”登场,让观众感受到历经20年的演出沉淀与几代创作团队的诠释演绎后,这部经典之作仍澎湃着极强的舞台生命力。我想这也是上话这家国有院团对这一“海派”经典保留剧目的一次当代性“激活”。

原型–模型翻译论视角下中国诗歌英译的可行性——以《长恨歌》译本比较分析为例

原型–模型翻译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翻译理论。我国翻译学家张今教授首次将原型–模型论引入到语言与翻译领域,赵联斌教授随后论证了此理论的可实践性与理论指导性。《长恨歌》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标志性作品之一,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作者选取三位背景不同、时代不同的译者(许渊冲;William J.B. Fletcher;Herbert Allen Giles)的三版《长恨歌》译本,在原型–模型翻译论的指导下,对三位译者的译本进行分析和比较。从原型–模型翻译论出发,探讨作为模拟主体的译者对《长恨歌》标题、文风、韵律、专有词汇的不同处理方式。通过对不同译本的分析与比较,论证了原型–模型翻译论的模拟三手法对中国诗歌翻译的指导作用,肯定了中国诗歌在原型–模型翻译论指导下的可实践性。

白居易《长恨歌》的地理空间书写

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是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之作,诗歌讲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凄美的爱情故事,涉及多处地理空间。白居易高超的叙事艺术展现在他对诗歌文本中地理空间的排布和书写上,在唐宫建筑空间里蕴含着政治与爱情的双重隐喻,在往返蜀路空间里展现回环空间中的流动叙事,在虚构的仙境空间里书写因循中创新的爱情神话。白居易用他天才般的艺术感受力和高超的创作手法对现实的地理空间进行文学的重塑和再创造,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李杨的爱情传说结合,将真实的地理空间与创作的文本空间相叠,最终完成这一伟大的艺术作品。

《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与上海文化的距离

《长恨歌》作为描写上海转型期的小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能够集中反映上海地域文化的经典作品。王安忆在写作中,明显带有书写宏大历史的冲动,其主要人物王琦瑶作为上海命运的同构体被赋予深刻的历史意义。然而,自身经验的匮乏,使得作为代言人的“王琦瑶”与真实的上海文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割裂感。

关联理论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长恨歌》两个英译本为例

在诗歌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传递中西方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对译者的翻译能力带来了极大考验。以《长恨歌》为例,通过对翟理士和许渊冲两个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进行对比,验证关联理论在翻译实践上的合理性与解释力,进而探究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以期对中国诗歌文化的翻译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产生积极意义。

王安忆《长恨歌》女性叙事特色研究

王安忆的《长恨歌》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作品充满了缠绵悱恻的独特韵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故事营构上,作家用女性话语建构方式和独特的女性叙事风格,用三条线索贯通三个叙述部分,以女性视角下的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展开故事情节,加以女性化审美意象提升作品感染力,更用女性主义意识来阐释上海都市精髓,使《长恨歌》独具艺术魅力和研究价值。

《长恨歌》语用分析与英译翻译策略

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叙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其英译本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也因为独特的翻译策略,获得翻译学界的关注。本文尝试通过语用学中指示语理论与预设理论对《长恨歌》的译本进行分析,表明译者在翻译时关注了语用学的对等,并通过利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意象,重现了原文中的中文的文化内涵,实现了忠实翻译。

重构南方诗学与叙事美学——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恨歌》《黄雀记》为中心的思考

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内文学界居于首位、最为重要的文学奖项,其获奖作品大多具有丰厚的文学底蕴并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品质。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苏童的《黄雀记》,在美学意蕴与精神内核方面,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南方诗学风格与叙事美学特征。通过南方叙事母题的重构与小说的抒情性特征、心灵世界的图景与重构南方诗学的小说质地、南方叙事美学与探询人性幽微的小说的王国等方面,可以对这两部作品展开阐释与分析。这对于研究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将“南方”作为他们书写中国故事、重塑中国影像的出发地与回返地,对于发掘他们如何继承、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中国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漫论白居易《长恨歌》通行英译的得失——以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参照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传播的成功,离不开前人注疏之功。综观《长恨歌》问世的译本,多数译者对于原诗蕴含的字句与涉及的文化缺乏足够的训诂与考据。具体表现为包括典故、文化负载词在内的历史文化元素的误译、原诗旨归的误读以及译文风格的错位。以学界高度认可的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基准,通过分析翟理斯等几位西方汉学家及许渊冲和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说明权威的选注本对于译者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大有裨益。因此,经典诗歌外译须以注疏为法,择善本而从。

唐代文化在《长恨歌》插画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根据当代的审美取向,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插画设计,既能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能体现信息时代的视觉画面效果。该文作者通过检索反映唐代文化生活的关键书籍、文献,提取唐代文化背景下的首饰、妆容、服饰、乐舞、宫廷宴饮、春游文化符号并运用到插画设计中。基于唐代文化的插画设计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恨歌》与《李夫人》的同质题材和主题分歧

白居易诗《长恨歌》与《李夫人》,均以帝妃爱情为书写对象。二者的题材具有很高的同质性,甚至可能同时存在于诗人的构思中。但《长恨歌》着意于爱情悲剧的讲述,《李夫人》却通过议论部分,对同质的题材做出了新的解读,使主题变为“鉴嬖惑”。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白居易诗歌“感伤”与“讽喻”类别的不同属性的影响。《李夫人》所属组诗《新乐府》,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讽谏性创作,《李夫人》自然也要传达利于政治的公共价值观。但在实际表达上,题材和诗人无意识的影响使《李夫人》整体上依然呈现出爱情感伤之色,与主题发生了错位。

上海符号:尹雪艳与王琦瑶——《永远的尹雪艳》与《长恨歌》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在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西方资本主义渗透的双重背景下,率先走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列,上海成为作家写不尽的城市。在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与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尹雪艳与王琦瑶被塑造成象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符号。具体而言,二人的内慧外美成为摩登符号的象征,同时也成为欲望符号的表象,而在尹雪艳与王琦瑶上海符号身份的背后,是作家浓厚家园意识的表达,因此,尹雪艳与王琦瑶又成为了家园符号的象征。

从“预设解构”到“认同突围”:重读王安忆《长恨歌》女性叙事的三种视角

《长恨歌》是王安忆被视作女性主义作家极具争议的一部作品,相较于传统女性主义书写中对女性设置的预设判定和固有认知,《长恨歌》无论是在主人公的自我探寻与意识游离中,还是在外部空间的身份确认下,都呈现出作者的新兴女性意识以及对传统女性主义的反叛与逃离。王安忆凭借对女性的独特感知,选择以女性生命情感为显性叙事格调,又流露出对女性意识、身份认同和符号桎梏等维度的隐性思考,一方面,弥合了宿命论、悲剧论等单一性、预设性解读对女性文学造成断裂性叙事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女性主义的当代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话语路径和沟通策略。通过对《长恨歌》的多维视角解读,进一步揭示女性内部的差异性特征,重审女性在双性话语中的自我确认,建立女性主体话语场域,脱离性别藩篱而将女性主义置于更广阔的公共叙事空间,解决女性主义文学续航问题。

评价理论态度系统视角下《长恨歌》英译对比研究——以弗莱彻和许渊冲译本为例

该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评价理论,聚焦于其态度子系统,对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原诗及其两英译本中态度资源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借助语料库标注工具UAM Corpus Tool,对原诗和两英译本中各类态度资源进行标注及统计。研究结果发现:原诗中态度资源较多,弗莱彻(W.J.Fletcher)译本增加了丰富的态度资源,其中情感及鉴赏资源增加明显;而许渊冲译本相较于原文态度资源分布相差不大,与弗译相比,两者态度资源分布数量上无显著性差异,而微观层面上对比文本内容,仍存在差异性。基于此,该文发掘了其异同背后的价值主客体、译者主体性、表达与现实等原因。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虚与实

王安忆的《长恨歌》采用了虚与实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将空间、时间、人物进行了虚与实融合的写作,不仅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时代环境,描写了时代环境下真实的人物形象以及生活的场景,也构建了一个心灵的世界。这种虚与实结合的艺术化写作手法,深化了小说的意蕴,还原了一个时代的样貌,同时展示了在时代影响下以主人公王琦瑶为代表的人们的生活以及时代变迁留给读者的思考。

《长恨歌》中的都市文化表征

《长恨歌》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以上海为故事发生场域,讲述主人公王琦瑶传奇又落寞的一生,以小人物视角展现上海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和变迁。小说中的典型都市景观和多元文化符码,成为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媒介;日常生活叙事则暗含了市民阶层独有的文化心理,以及消费文化支配下的物质主义和身体意识。

从时间错位看《长恨歌》中的人物悲剧

王安忆的《长恨歌》自出版以来,一直不断被评论和阐释。《长恨歌》作为一部怀旧文本,它的经典性是不容置疑的。它是一部对四十年来上海由沉潜趋于浮躁、由精致滑向粗糙、由优雅坠入粗俗的怀旧感伤史。由于其独特的时间景观,造就了无奈与苍凉的悲剧效果。造成悲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时间的错位认识及对过去时光的迷惘追忆。

大时代里的小食客——从王安忆《长恨歌》里的食物谈起

阅读王安忆的《长恨歌》,除却以王琦瑶的一生为主线而展开的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到八十年代的上海故事之外,文中还充斥大量关于各式食物的描绘,食物由此成为书中情节以外不可忽视的点缀。透过这些看似简单的食物描写,可以窥见食物与生活的对应关系、食物中体现出的食欲对于人性欲望的一种隐喻、食物对矛盾起到的缓解作用、时代对食物的影响以及从王琦瑶时代的“食物”到薇薇时代的“服装”所隐含的时代变迁。食物的“小”与时代的“大”在小说中得以串联,这既是王安忆“新历史主义”创作的独到之处,也是理解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新解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