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共用物视野下的河湖长制反思与完善

河湖资源属于公众共用物,河湖被污染、被侵占等问题实质上是公众共用物悲剧,包括质量下降和数量减少两类。以公众共用物理论为基础对河湖长制进行反思,从把握河湖资源的公众共用物属性和保障其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入手,使其能够真正成为公民可主张、可实现、可保护的实然性权利,能够纠正、引导河湖治理公共行政供给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向。河湖长制实施过程中政府调控存在偏差,市场调节作用发挥不足,公众参与效果不佳。应强化河湖治理政府责任,合理设定河湖治理目标;促进水市场机制的完善,实现河湖资源效用最大化;以河湖共建共治共享为基础,推动河湖治理的公众参与范围和方式的拓展及实效的提升。

公众参与驱动河长制再创新的多元路径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公众作为流域污染和治理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是推动河长制再创新的重要主体。为探究公众参与治水驱动河长制再创新背后的复杂因果逻辑,文章以26个公众参与治水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高水平公众参与驱动河长制再创新的必要条件;河长制再创新的殊途同归路径有内生驱动型、物质保障型、技术驱动型和内外互促型四种;通过跨案例比较发现,公众胜任力、流域信息公开和政策支持是影响河长制再创新水平的关键因子。因此,各地方政府应主动吸纳公众参与、重视公众的参与式治理,因地制宜推动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推动构建政民共治的治理共同体。

我国河湖长制政策演进与多维耦合特征研究——基于2008年以来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

河湖长制是由基层河湖治理探索逐渐演变为国家治理行为的制度创新,其政策演进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引导。构建了“政策阶段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三维分析框架,对我国2008年以来中央、国家部委和省级河湖长制131份政策文本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河湖长制的政策阶段经历了区域实践、全面推广、完善深化3个阶段,政策目标由侧重河湖水域空间监管转变为生态优先下的河湖综合治理,政策工具由命令控制型逐渐向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倾斜,但仍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导。政府在未来应推动河湖长制朝着“有能有效”演进,要优化完善政策工具达到多方协同参与,政策目标要从“治河流”到“治流域”,加快推进“河湖长制”转变为“河湖长治”。

基于河(湖)长制的沾益区水域岸线治理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实施河(湖)长制以来,推动了水域岸线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域岸线存在河不畅、水不清(净)、岸不绿和景不美的问题。通过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来满足河流水质和水量问题,实施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保护、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最终构建水域岸线生态安全系统,支撑沾益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太湖流域河长制政策实施后水质改善效果评估研究

中国目前正处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阶段,河长制政策更是对水质改善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为分析太湖流域河长制政策对水质改善的效应,基于太湖流域河长制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河长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太湖流域内水质,并且此政策对于河水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动态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与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市相比,河长制政策对其他城市的水环境治理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证明河长制除能直接改善水体质量外,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的手段进一步促进流域内水质改善。

权合式治理如何可能——基于对中国河长制实践的观察

河长制实质上是以责任人格化途径形塑了权合式治理,即自上而下明晰各级地方党政主官责任目标,既由其依靠自身权力突破行政部门分工所带来的职能扯皮与信息隔绝困境,积极整合体制内资源,又鼓励社会力量共同投入参与特定公共事务治理。权合式治理旨在应对更加复杂的跨部门边界事务,常态存续并体现多中心、制度化特征,因而,其不同于常规运动式治理。受益于纵向压力机制、横向联动机制、考核问责机制及社会吸纳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权合式治理扎根于中国国家治理场景,对于求解诸多跨部门问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其隐含的悖论在于,对政府体系内纵向领导权威的过度依赖同样会影响其效能的稳定性。因此,需要从适度提升法治化水平、持续完善数字化平台、激发社会内生动力等方面作出优化。

河湖长制背景下复苏河湖生态环境路径探析

河湖长制是一项基于我国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结构而设计的重大制度创新,实施7年多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是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六条实施路径之一,不仅涉及工程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面临着理念、制度和管理层面突破创新的挑战。在分析河湖长制制度效能的基础上,从体制机制、保护治理和制度政策3个维度探讨了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路径选择问题。研究建议:以河湖长制为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有力手段和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将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河湖治理效能,统筹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河湖保护治理;以建设幸福河湖为目标,通过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各项任务落实;将健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制度和标准体系作为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度路径。

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政策演进、实践特点及其启示

实施“产业链长制”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运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解构“产业链长制”的理论逻辑,通过明确发展方向、整合要素资源、提供市场信息、防范经营风险等运行机制助力产业链稳定发展。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政策的演进脉络可分为初步探索(2017—2018年)、进一步探索(2019—2020年)和全面探索(2021年至今)三个阶段,其实践呈现出重视顶层设计、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带动、中介组织桥梁作用、“链创”建设等显著特点。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实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围绕“四链”融合、“三链”统筹、区域融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链长制”政策供给。

水环境治理河长制实施机制探讨

河长制作为一项水环境治理制度业已定型。为进一步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必须深入机制层面,强化河长制的实施机制,包括以属地负责制和目标责任制为主体的核心机制,以及以统筹协调、考核激励、公众参与、司法协作等为辅助的配套机制,实现其从制度到机制的转化。具体而言,应当进一步压实党政领导治水责任以贯彻属地负责制,科学设定治水目标并加强督察考核以落实目标责任制。同时,应充分发挥河长统筹协调的作用,全力整合“条”“块”资源,强化考核激励效用,加强公众参与同政府主导的有效联结,将司法协作升级为多元主体立体式网状协作。

跨界河湖实施联合河湖长制的思考

跨界河湖治理和管护是目前河湖长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基于传统的行政区域分段管制与河湖整体性、生态系统性存在矛盾,跨部门协同、政社协同等存在困难,提出通过联合河湖长制来协调跨界河湖治理的难题。从联合河湖长、联合河湖长制办公室、联合河湖长制运行机制等方面,探讨了实施联合河湖长制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健全组织体系、完善联合会商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加强联防联控行动、建立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相关建议,并论述了南京都市圈、江浙沪、川渝等地在联合河湖长制创建中取得的实践进展,以期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湾长制”对近海污染治理的影响

探究“湾长制”的政策效应并进行制度优化,对中国近海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该研究以沿海地区逐步推行的“湾长制”作为政策冲击变量,通过手工整理得到2005—2021年中国沿海地级市层面的近海污染物浓度数据,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方法定量识别“湾长制”与近海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其政策效应,探究“湾长制”对近海污染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湾长制”显著降低了近海首要污染因子无机氮的平均浓度,初步改善了近海水环境,但并未对近海次要污染因子活性磷酸盐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湾长制”尚未全面改善近海污染状况。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湾长制”对近海污染的初步改善效果依然成立。②虽然近海污染在沿海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但在考察期内,“湾长制”对近海无机氮污染的影响在空间上仍然有限,并未在相邻城市间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③“湾长制”对近海污染治理的影响存在规模效应。跟市级的分散试点相比,省级层面的推行能依托更大的行政权力和更多的政策支持,开展近海污染的协同治理,更好地发挥“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体制优势。④下级湾长设置过多带来的控制范围扩大,会降低“湾长制”实施过程中的行政效率并提高监管难度,削弱“湾长制”的治污效果。研究结论为“湾长制”的全面推行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在“湾长制”实践中,不仅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协同合作,还应合理设置“湾长制”的行政架构,更好地发挥“湾长制”的治污效果。

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果模拟与仿真研究

优化“条”“块”权力结构,实现跨流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纵横协同治理,是中国流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河长制明确了“行政单元”的治水责任,但“流域单元”整体性的治水责任并未明确,“流域单元”与“行政单元”存在矛盾。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长期效果如何,能否实现长江流域整体性治理目标,需要科学验证。文章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DPSIR)理论,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借助Vensim PLE系统分析软件,从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修复三个维度,对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果展开模拟与仿真研究,比较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全流域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区政策效果的异质性,预测河长制政策的长期效果。研究发现:①现有的流域管理体制下,长江流域河长制政策短期效果比较明显,长期政策效果将持续减弱;②河长制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下游地区整体的政策效果明显优于中上游地区,河长制政策效果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正相关;③2023—2035年,全流域河长制整体的政策效果逐年持续减弱,河长制政策缺乏较强的可持续性,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方面的政策效果呈下降趋势,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政策效果呈小幅度上升趋势。设计“流域单元”河长制,优化流域管理的“条”“块”权力结构,弥补“政区单元”河长制的不足,是未来长江流域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河长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策略的影响

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政策试点扩散阶段所形成的天然处理组与控制组,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河长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的实施能显著促进企业采取“末端治理”策略(短期导向),但尚不能有效引导企业采取“源头防控”策略(长期导向),该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这种促进效应对处于经济较发达、监管距离较近、河流下游、有省级政策文件出台及进行了河长制政策再生产地区的企业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加大地区污染治理投资、增强地区环境监管力度是河长制能对企业“末端治理”策略产生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公众环境诉求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企业环境治理决策的短期导向。

长三角地区联合河长制政策效果模拟与仿真研究

基于DPSIR理论,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长三角地区联合河长制政策仿真模型,从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等维度,通过模拟与仿真,纵横对比联合河长制的政策效果,分析联合河长制政策2023—2035年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联合河长制政策整体效果比较显著,在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四个方面的政策效果明显;(2)自2023年起的未来十多年,联合河长制政策效果呈减弱趋势,并不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要持续实现联合河长制较好的政策效果,需要进一步深化完善与联合河长制政策相配套的协作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等政策体系。论文为解决长三角地区流域治理中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不协同,优化流域单元与行政单元间的“条”“块”协同机制,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河湖长制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河湖长制是我国资源环境领域的重要公共政策,是解决长期以来涉河湖复杂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以河湖长制政策为评估对象,提出了基于评估需求分析和二维过程控制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框架,构建了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公共政策评估技术方法体系。研究成果可为相关领域政策评估及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决策提供参考。

推进湖长制落地见效 维护湖泊健康生命

2017年12月,中央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建立湖长制。文章分析了湖泊治理保护的主要特点、实施湖长制的任务要求以及推进湖长制落地见效的有关措施建议,为管理和研究提供参考。

河林长制的环境质量责任审视

现有针对河林长制的责任研究只关注于其对责任压力的强化与整合。事实上,河林长制实现了责任属性的变革性创新与责任主体的拓展性创新。进而,它以目标性责任将党政领导的政治责任与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予以结合,从而围绕环境质量责任进行了责任机制的建构。具体而言,河林长制从责任机制的三个方面对环境质量责任予以建设性践行:一是赋予地方政府具体的环境治理职能,二是将新赋予的环境治理职能融于宏观治理之中,三是以标准化的环境质量目标达标机制督促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质量责任。

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河长制演进逻辑

河长制是完善水环境治理体系和提高水环境治理能力的一项制度创新。梳理河长制的演进历程,将其演进过程总结为萌芽、定型、扩散与再创新四个阶段。基于此,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河长制的演进逻辑:从结构观分析制度的变迁逻辑,河长制“从无到有”受情境、观念、主体要素的推动,“从有到新”受情境、制度、主体要素的影响,以上要素使河长制由地方初创到全国推广,再到联合河长制的创新;从历史观分析制度的变迁路径,制度扩散的路径依赖使得河长制不断强化,同时政策文件的关键节点促使河长制发生调整,呈渐进式变迁形态。为发挥河长制的长效作用,未来应敢于打破路径依赖,结合实际进行制度再创造,向跨区域整体性治理方向转变。

跨界河流联合河长制形成机理与治理逻辑——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界水体联合治理为例

河长制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机制且成效显著。然而,其以属地管理为组织运作逻辑,在跨域河湖治理中面临困境。本文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界水体联合治理为例,探讨了跨界河流联合河长制的形成机理与治理逻辑。跨界水体污染联防联控的整体性治理需求与碎片化执政之间构成一对张力,河长制难以应对跨行政区的利益纠纷、权力分割和组织跨域等治理难题,加之跨界河湖治理的多重复杂性以及跨界水危机频发等因素,不断推动跨界联合河长制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新区域主义视角,分析得出跨界联合河长制治理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突破固有的区域空间限制,通过信息公开、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等方式密切主体之间的互动;构建统一的区域身份,依托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等手段加深彼此之间的认同;推动区域整合和职能统一,建立多元共治的复杂网络,实现跨界河湖水污染治理力量的协调与整合,促进跨域河流一体化长期治理和制度创新。

河长制治理:政策工具、水利工程与系统治理效果

河长制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探索河长制治理系统机理是发展中国特色水资源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河长制治理系统分析框架,并利用2011—2020年江西省、安徽省、福建省、云南省4个省份的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水资源与河长制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政策工具、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系统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河长制具有一定的水资源系统治理效果。系统治理效果是借助政策工具与水利工程“软”“硬”两类治理工具,通过间接改变水资源用户取/用/排水行为的方式,或直接改变水资源系统状态的方式来共同实现的。②政策工具之和会促使所有水资源用户产生节约用水行为,强制型政策工具会促使农户选择节约型灌溉行为,混合型政策工具则会促使企业选择产业结构升级型排污行为。③混合型政策工具会扩大水利工程的建设规模。④自愿型政策工具只有在水资源系统所受外界压力较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公众参与治理的方式发挥系统治理效果。⑤水利工程建设规模与系统治理效果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当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处于适度范围内时,水利工程才具有提升系统治理效果的作用。随着水利技术水平的提高,倒“U”形曲线的顶点有所降低,水利工程建设的适度规模缩小。通过诊断复杂区域河长制治理系统的方法,认为河长制可从调整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比,掌握各地不同资源用户取/用/排水行为模式,支持水利技术发展,科学控制水利工程建设规模等方面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