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助推创作繁荣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以“长安画派”为例

优秀的文艺评论通过问题聚焦、理论阐释和思想引领,不仅对受众有导向、提升的作用,而且对艺术创作亦能产生镜鉴、助推的效果。作为文艺评论助推艺术创作繁荣的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杂志所刊文艺评论文章与“长安画派”绘画创作之历史钩沉,引起了新中国画推陈出新问题的激烈论争,触发了美术界关于文艺评论标准的讨论。由此延伸,建党百年以来,客观公正的文艺评论不断修正着文艺创作的发展路线,使得体现现实生活厚度,时代精神锐度和民族风格、中国气派高度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

论理想现实主义——哲学框架、艺术理论与长安画派

文章提出“理想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哲学框架,并结合艺术理论进行了展开和丰富。理想现实主义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了有机融合,强调理想与现实的互动、适应和整体性;认为理想提供方向和动力,现实提供操作的基础和约束,个人和社会的决策应基于对整体现实的深刻理解及对理想的长远追求。理想现实主义在个人发展、社会构建、文化与艺术、政策制定和教育培养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理想与现实的融合可以形成并得以表现。最后,基于理想现实主义,在学理上可以把“长安画派”上升为“长安学派”。

长安画派大家方济众

一、薪火传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的画派中影响最大的长安画派,因其鲜明的革命的创新精神,在中国画坛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大变动时期,赵望云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奉行艺术应该走出象牙之塔,走向民间的主张,开始画农村、画农民,反映战争之下的社会现实生活,为传统中国画开拓了崭新的审美领域。

长安画派背景下的花鸟画发展状态

长安画派代表了20世纪中期西北美术的高峰,影响力空前。长安画派多以山水人物见长,但同时期的陕西花鸟画的发展状态也值得探讨。本文梳理了在20世纪长安画派时代背景下,花鸟艺术的成就和发展及其对于当今陕西花鸟画的影响。

方济众绘画风格流变及其对长安画派的影响

生活和艺术事业的延续都是不能中途截断的,新的文化也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必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联系。离开了现实生活,离开了传统,文化新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方济众作为长安画派的“传薪者”,为艺处世不偏不倚,在寻求艺术与生活的关联中不断探索创新,进行笔墨实验,创作出一幅幅感动人心的优秀作品。其绘画风格及对艺术追求的不懈精神,对当下青年画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旨在从方济众各阶段思想变化及作品本身出发,对其艺术流变展开解读,探究其创作给“长安画派”带来的现实启示。

“长安画派”山水画设色研究

“长安画派”是建国初期在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中国画流派,其承袭了清末民初以来“美术革命”和中国画革新的历史思潮,但又处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在写生中构成了全新的山水画图式。本文梳理传统中国山水画色彩运用与发展,探究“长安画派”山水画对传统山水画设色上的继承与革新,在色彩语言上的当代表达,进一步解读其艺术性与时代性。

长安画派画家的艺术

赵宁: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对长安画派画家的艺术做一论坛,各位可以从自己的角度,畅所欲言。张正欣:长安画派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被美术界公认的画派,也是当时美术界不断推崇、评论的焦点,其代表人物石鲁、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方济众、李梓盛等人,皆以雄浑大气的画风和"拖泥带水"的国画技法,给当时沉闷的美术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们深受革命风气的熏陶,同时又从黄土高原的文化积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虽然其各自具有独特的风格,但整体雄浑大气的汉唐之风、淳朴厚重的生活美感。

从“长安画派”到“黄土画派”——论陕西中国画的地域文化特质

陕西作为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版图地理位置上的中心,更是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西周、秦、西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这些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为这块土地埋下了深厚的中华文脉根基,也留存了数量巨大的文化瑰宝。同时,陕西作为中华民族近现代革命运动的重要发生地,同样也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的革命历程,继承了不畏艰苦、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文化。

论延安文艺理论与长安画派的创作关系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时期及新中国以来的文艺创作及理论建构发生了深远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促使长安画派领袖树立了"为人民,求生活"的创作理念。创作内容现实性与人民性的艺术追求彰显了长安画派与延安文艺理论的血肉联系。延安文艺理论为长安画派乃至当代美术工作者解决了"艺术为谁而作"和"艺术如何而作"的重大理论问题。

赵望云抗战时期的美术实践与艺术思想——兼论长安画派的思想源头

赵望云抗战时期的美术实践和艺术思想,对"长安画派"的最终形成发挥了开拓与奠基的作用。他提倡"平民主义"的艺术理想、"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向生活和传统学习的艺术法则,开创了长安画派的思想先河,由此打通了艺术家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国家意志之间的内在联系,打破了以往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小我"局限,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与民族、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艺术家的"大我"情怀。其艺术实践对于中国画的现代创新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征。

花鸟画 长安画派 张施民──读《张施民花鸟画选》摭言

花鸟画作为绘画形式,比山水、人物出现早。它经历了宋、明、清、现当代等四个大的鼎盛发展时期。长安画派多擅花鸟,是花鸟画在现当代发展中的一个高峰。张施民师承“二蔡”和康师尧,但更重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他在花鸟画创作上有自己的不少特点,他是长安画派的第二代重要画家。

长安画派艺术成就与市场价值探析

长安画派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以定居或寄居在西安一带的画家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等为代表,钟情于黄土高原的山水,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曾一度引领中国画坛风骚。但由于市场的种种原因,长安画派在市场上的影响力长期有所局限,在北京等主流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露面较少,价格一直偏底。虽说去年荣宝斋为长安画派创下佳绩,但未能稳定局势。作为中国画坛的重要画派,其艺术成就和现实名声显然不符。如何认识与开发其艺术价值,值得当今理论界与收藏界重视与研究。本文将从其艺术成就与市场价值探求发展的空间,指明现在长安画派作品价位不高,具有较大的收藏空间,投资看好。

长安画派先驱张寒杉

长安画派是中国现代中国画的重要流派，与京津画派、海上画派、岭南画派和新金陵画派齐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陕两省西安市，因西安旧称长安，故名。长安画派的领袖是石鲁和赵望云，重要画家有何海霞、方济众、黄胄等，

“长安画派”的艺术演进研究

"长安画派"是中国20世纪产生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绘画流派之一,也是"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它对西北地域题材中国画创作的开拓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创举。文章以整个20世纪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思潮为背景,论述了"长安画派"的孕育、形成、发展、对传统艺术精神的本性回归、后世的社会影响等。

“长安画派”之于新中国主题创作的劳绩再讨论

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勃兴以来,在"自娱"观下,隐逸、超脱成为绘画的格调。在传统国画的改造中,在传统图式向现代图式转型的艺术探索上,有一支西北的生力军,那就是其后被称为"长安画派"的艺术家群,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为代表,反映现实,结合地域与时代特色,一扫传统绘画,特别是文人画脱离现实、背离时代之流弊。本文就新中国主题创作领域"长安画派"艺术家的劳绩进行再讨论。

方济众绘画艺术与“长安画派”三议

回望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年)陕西美术的发展路径,以及当代"画派"现象折射的艺术生态,笔者从三个不同角度为切入点,梳理方济众绘画造型与风格、继承与创新和"长安画派"中坚力量的形成与定位等关联点,纵向依托历史文化底蕴,横向参证现代审美理念,通过美学表述和笔墨表述,解析二者相互链接、彼此作用的艺术关系。

论“长安画派”的笔墨对中国山水画的贡献

笔墨是生活,是写生加研习传统,而这个传统是中国绘画的灵魂。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长安画派"对笔墨的认识、发展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过。

论“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

"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核心是"融汇-探索-创新"。创新的基本方法是"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创新的表现是"四个出入"——出入于百年来中国画的各种创新路经,走自己的新路;出入于大生活和大生命,以生命体悟催化艺术创新;出入于黄河文化、西部文化,以新异文化因子改变画坛格局;出入于绘画的中法和西法,执守国魂西用,拓出新意。

长安画派文化体系与当代陕西美术发展

长安画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将社会主义建设内容、中国气派与民族特色有机融合,创造出具有新境界、新形式、新内容的新中国画的成功范例之一。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为代表的长安画派将平民文化、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文化认同感和精神归属感共同形成了长安画派内部.结构的三大支柱和三股张力。这种文化体系影响了陕西美术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长安画派之后的陕西画坛人才济济、作品丰硕、特色鲜明,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长安画派的艺术道路

认为长安画派所代表的艺术实践是平民化的,是以时代的新气象与鲜活感作为底蕴的,是以生活为核心的,是发扬民族传统的具有时代气派的文人画,是质朴的田园情结、凝重的时代课题和文人画传统相结合的新时代的中国画。长安画派以赵望云定居西安为发端,以石鲁带着延安文艺思想来西安为发展,以1961年北京的展览和随后展开的传统与时代新貌大讨论为形成。长安画派形成了解放笔墨、解放题材、走向生活、走向时代、回归质朴、回归自我的艺术道路,成功地实现了20世纪中国画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