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的东、西格局——以刘秀集团的东方建构与“长安系士人”的西方流寓为中心

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运作呈现一种地域分野的东、西格局。这一格局肇始于新莽时期东方灾荒对西方的冲击,关中出现“东方圣人受命”的谣言。崛起于关东的刘秀集团顺应谣言,围绕谶纬的“卯金出轸”和“东都洛邑”,编织“东帝”说。前汉遗臣“长安系士人”流寓于更始帝及陇蜀诸西方政权,在重建旧汉与另立新汉之间摇摆,一度支持隗嚣“西伯”和公孙述“白帝”诸西方受命说,最终以刘氏尧后论融入洛阳新汉朝。立足于东方或西方,能理出不同的天命承续线索。从东西格局入手,考察两汉之际合法性建构的复杂历程,揭示其时从复汉、易姓到新汉的舆论演变轨迹,此为东汉前期“创革”与“中兴”的合法性争议的前奏。

“长安系士人”的聚散与东汉建武政治的变迁——从“二《赋》”说起

班固《两都赋》与杜笃《论都赋》(简称“二《赋》”)在东汉王朝建都洛阳抑或返都长安的问题上观点针锋相对,其背后蕴含士人对两“汉”之关系的不同理解及相应的天命观。呼吁返都的“关中耆老”,是光武帝建武年间由前汉“遗臣”和三辅士人结合而成的群体,本文称之为“长安系士人”。他们凝聚在太子刘彊身边,强调前汉的法统、制度对后汉的意义,缘此提出两汉天命因袭论、“柔克”的施政方针、“博通”的学术方法,希望借太子即位以实现其政治主张。建武十九年刘彊被废,刘庄被立为太子,该群体的主张遂遭摒弃,这与其时光武帝的政策方针已经转向有关。这个群体渐为光武帝所疏远,最终分化、溃散于明帝时期。长安系士人的聚与散显示了两汉之际至建武年间微妙的政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