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博镇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

史家认为唐后期藩镇之祸主要因为河朔三镇割据。事实上,唐后期祸乱的主因在魏博镇。一是代宗姑息纵容,致使魏博地方独立化的实现,独立化主要包括地方专制集权和藩兵嗜利集团的形成;二是魏博镇影响其他方镇,为求土地子孙相传,推动藩镇联盟的形成;三是魏博式的骄兵成为左右藩镇,甚至是关乎唐朝存亡的力量。德宗锐意削藩的失败,宪宗短暂中兴的实现,穆宗长庆销兵的破产,朱全忠灭唐终成霸业,均与魏博镇的影响有关。

“再失河朔”发微

元和十五年(820)刘总和王承元的归朝,表面上是唐廷彻底降服了河朔之地,实际上却是唐廷和河朔节度使家族的一场博奔。河朔节度使离镇皆带领两千亲兵、徙镇地点在河朔或河朔周边藩镇、赏赐魏博诸镇皆为一百万贯,这些统一标准彰显了博奔的痕迹。在这场博奔之中,唐廷收回了河朔节度使家族在本镇的管理权,结束了河朔故事,河朔节度使家庭则执掌它镇,家族成员也多被授予刺史之职,可以说是一场共赢。然而,共赢背后则是河朔节度使家庭在新藩镇拥有了土地、人民、甲兵、财赋,仍然有可能在河朔或河朔周边实行新的割据。为了彻底结束河朔节度使家族继续割据的可能,唐廷运用了将河朔节度使家族徙往京兆附近藩镇、毁约赏钱、将节度使亲兵调离、煽动刺史图害节度使等措施,这些举措既损害了节度使家族的权益,也摊薄了藩镇将校与兵士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河朔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