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 长时段历史考察

中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并非新近的事情。从长时段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探索甚至渊源于150年前的近代转型传统。与主张“君子不器”的传统高等教育不同,近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高等教育自引入中国之日起,就一直肩负着国家层面赋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甚至并未因社会制度变革而中断。晚清时期,朝廷与精英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了一批具有专科性质的学堂;南京国民政府基于毕业生失业严重以及“高等教育破产”的争议,着眼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于“专门人才”急需而实施院系调整与专业细分;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就业制度市场化变革与高等教育分类发展需要而作出院校转型的决策部署。这些政策及措施意味着高等教育承载着国家(政府)的意志和期待、民族(社会)的渴望和要求。在中国高等教育后续发展中,应注意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问题,努力在创新知识生产模式中推动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认识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基于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编撰特点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要求,笔者尝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课中,引导学生在梳理长时段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理解历史意义,感悟历史规律,树立唯物史观。

地方社会与国家历史的长时段型塑——《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价值初识

作为2009年发现、收集、整理"吉昌契约文书"的组织者和主要操作者,在《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即将出版之际,对吉昌契约文书的价值进行初步探讨具有一定的意义。体认到这批民间历史资料的面世,可丰富我国契约文书区域和族群类型的种类;可填补我国屯田制度地权变迁及影响的民间史料的空白;可给予明朝以来西南边地基层社会在文化与经济纠结中如何实现国族整合的相关信息;可为从村落视角透视黔中区域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提供最基层史料。这对以村域为研究对象来认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而言,蕴含着若干待挖掘资源的潜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观念史的过去与未来:价值与批判

观念史从哲学史中分离而来。与哲学史侧重研究各种哲学体系、流派、学说和主义不同,观念史研究的是构成这些哲学体系和哲学学说的最小成分,即单元观念。观念史自洛夫乔伊创立起来,借助单元观念的跨学科特性和跨民族特性,逐渐成为一门提倡综合研究的新学科,并因此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美人文研究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语境主义者对洛夫乔伊的观念史提出批评,认为应当将观念置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才能彰显其原初本义。此后,在新兴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冲击下,观念史日渐衰落。最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长时段理论的回归,要求人们从更大的视角和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研究观念或思想的历史。而洛夫乔伊的不受语境限制、跨区域和跨学科的观念史,恰好能为当前的思想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写作灵感。观念史因而正迎来新形势下的回归,其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论现代西方哲学的“返老还童”——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发展趋势研究

本文旨在从长时段历史理论出发，从人类“前逻辑 思维”与“逻辑思维”互存互补互动的张力结构出发，对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发展趋势作出 宏观的“考古学”或人类学的考察，阐明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从“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 ”向“对话主义”或“历史主义”演进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对以“实践 活动”、“活动意识”与“社会意识”为核心范畴的“前逻辑思维”的这一“再肯认”表明 现代人类精神具有明确的“归根”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迷途知返或正本清源。文章指出马 克思 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萨特所说“乃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正在于 它在重新肯认“前逻辑思维”方面开了我们时代的先河。

多元共存学科文化下美国外交史学科发展趋势前瞻

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学科转型进程,塑造了美国外交史学多元共存的学科样态和学科文化。在这样的学科文化下,随着当前国际和美国国内现实、文献获取和分析方式、国际人文社科总体理论方法取向以及学者代际更替等学科转型结构性因素的变动和综合作用,“外交史回摆”、“数字化转向”来临、长时段历史回归和对公共生活的介入,或将成为美国外交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

新史料与再考据:我们怎样研究和纪念张煜南

研究张煜南或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应把他或他经历的事件,从限定的历史时期或地区范围去理解,而是必须跳出其局限,综合多元的史料相互解读,从历史比较和历史考据的视角,发现长时段历史的连续性与影响其中演变的各种因素。晚清东南亚商绅知识阶层,在兴起时即面对国际资本侵入东方的复杂局面,以张榕轩为例,他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结交朝廷洋务官宦、从任领事到开办潮汕铁路,其中遭遇弱国外交和外部干涉的内情,都会呈现出更多真正的历史细节.

在中国的历史脉动中求真——沟口雄三的学术世界

与通常的使用理论表述结构设想并完成体系性论述的方式不同,沟口是用具体的经验研究推进他的结构性思考的。但与一般经验研究局限于一点或者泛泛而论地随自然时间叙述不同,沟口在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中挑选了若干个关键时刻作为着眼点,并对这些点上的问题进行深入开掘,这些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他所思考的中国思想史结构,它们相互缠绕、纠结,沟口把这种关系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基体",却基本上不把重点放在对于"基体"的正面论述上。他最下功夫的是深入展开他所开掘的若干问题群,这些问题群透射着中国思想史的关节点,而这些关节点均处在历史剧烈变动的时期,因此可以说,沟口的中国思想史是在研究这些问题群高度变动的脉络及其内在动力。

中国历史的“向量”——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沟口雄三先生终其一生,有信服力地打造出了关于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结构性解释;同时,他在社会史视野中把这个思想史的结构性论述转化为关于中国历史动力的假说。以经验事实作为形而下之理的载体,通过对于思想史的一手资料进行富有理论想象力的精准细读,沟口建构了一个富有色彩和生命的中国思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