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增长视角下减税降费政策的理论逻辑

“十四五”规划纲要不仅强调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果,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而且指出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借助于WILLIAMSON的制度层次理论建立长期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减税降费政策的理论逻辑,文章发现:一是减税降费政策是不断调整的政策改革;二是长期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减税降费政策应遵循税制改革的大方向;三是税收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应与社会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相适应;四是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税收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据此认为在长期经济增长视角下的政策逻辑和设计原则下,应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减税降费与税制改革统一性原则,弱化税收任务性,加强税收征管监督性,强化政府收支的绩效管理,健全税务部门的奖惩制度。

研发强度、经济周期与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使用1998—2010年26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经济周期各阶段与长期经济增长对研发强度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同时期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研发强度呈增长型周期特征,而发展中国家研发强度呈逆周期特征;长期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研发强度有负向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研发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还发现,研发投入水平不同的国家,研发强度周期特征也存在显著差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我国研发强度逆周期变化,然而经济扩张对我国研发强度的负向影响力度更大,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持续的经济波动对研发强度具有更大负效应。

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解说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并且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因而合适的财政政策在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

生态资本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基于外部性视角

增加生态资本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是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基于生态资本外部性视角,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生态资本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资本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在渠道有两个,一是生态资本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二是生态资本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丰富的生态资本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生态资本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生态资本的这一外部性特征得以实现。

人口控制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综述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东亚模式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了高速的长期经济增长。2002年,中国为本世纪的前20年的增长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当年的GDP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本文通过中国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的比较,分析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可能、趋势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素。

制度、企业家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经济系统中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也即企业家的创造力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鲍莫尔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企业家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长期增长理论和鲍莫尔的理论加以整合,弥补了二者单向因果决定论的缺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制定科学的游戏规则,引导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于生产性的创新、创业活动,使经济体步入良性增长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不平等、“公共支出结构偏向”与长期经济增长

收入不平等已成世界性趋势和难题,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引发的政策转向正在撕裂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收入不平等也不断加剧。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为探究收入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提出收入不平等负向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公共支出结构偏向"机制:一个国家(地区)收入分布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部门分裂,不同阶层、部门为了公共支出合意结构而竞争,迫使政府削减必要的但不被关注的支出,而这可能降低社会治理能力,进而危害长期经济增长。本文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初始程度显著降低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收入不平等初始程度显著影响"公共支出结构偏向",进而显著负向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分散化显著降低"公共支出结构偏向"。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武汉的经验

人口控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武汉市1950-2006年的经验表明,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人口、社会劳动力与GDP始终存在正向关系,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并不必然为正。人口增长没有拖累经济增长。促就业、保增长可以采取更开放的人口政策。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互动机理研究

通过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目前的发展状况,分析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构建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图,最终提出促进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建议,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

增长目标“加码”会抑制地方长期经济增长吗?

本文检验了地方增长目标“加码”对地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和局部投影法的实证检验发现,地级市当年制定的增长目标相对于省级的加码幅度增大,在此后的1—3年内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增长率,但会对其之后6—10年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理论和机制分析表明,设置加码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短期、轻长期”的逆向激励效应,引导其更多地安排短期刺激资金,降低具有长期增长促进效应的投资,最终对地方长期增长潜力产生抑制效应。据此,本文认为,应弱化GDP增长目标的硬性约束作用,激励地方政府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合理增长目标。

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理论分析和趋势研判——基于生产要素边际产出贡献的视角

利用长期生产函数,通过分解劳动、资本、技术三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度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对中国1978～2010年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中国经济前30年处于高速增长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未来资本深化和均衡增长阶段,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对GDP增长率贡献作用将逐渐衰减,中国合理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在7.5%～8.5%之间。中国正在发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主张再度实施激进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应抓住机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持续发展。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经济增长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那么今后我们将"在解决问题后谋求发展"。

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在现代化新阶段历史性的考验中,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

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已强调多年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现实。而相关分析认识现在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议论纷纷的问题：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

“动态国家综合要素竞争优势理论”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逻辑严密且一以贯之的经济理论能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分析和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之谜。以要素禀赋、工业化基础、国家相互开放度、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要素为基础,提出和构建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动态国家综合要素竞争优势理论”,并运用该理论框架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研究发现,“动态国家综合要素竞争优势理论”是党和政府择机选择和制定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只有择机选择和制定能够充分发挥国家综合要素构成的潜在整体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有力地推动和保持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和支持了“动态国家综合要素竞争优势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解说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合适的财政政策在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

李约瑟之谜与长期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在经济史文献研究中,李约瑟之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在技术等各方面曾一度领先,直到16、17世纪仍与西欧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为何迅速衰落,又在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崛起?是什么因素导致一国出现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文章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在众多的经济变量中分离出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期对此类文献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与长期经济增长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拉动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 ,受到制度环境变化的影响 ,我国居民的风险意识大大增强 ,从而导致消费萎缩和储蓄急剧增加 ,这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为此 ,在推进企业转制的同时 ,必须加紧建立能够促进就业与收入持续增长的社会稳定机制 。

新经济史视角下的社会结构变革、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以英国为例

本文从诺思的新经济史分析视角考察了西欧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从而提炼出影响西欧国家持续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最后以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为例对西欧经济史上结构变革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从而验证了我们提出的三个基本假设。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非对称效应——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年至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两个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了以产出缺口代表的经济周期波动对潜在产出增长率和未来三年实际产出平均增长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产出缺口对两者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同时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的门限效应。当经济处于严重衰退阶段时,产出缺口对两者负向影响的程度是最大的;当经济处于扩张或繁荣阶段时,产出缺口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未来平均增长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是最小的。政府在面临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时,应该在政策上引导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重视经济系统自身的调节和修复功能,从而使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

技术内生化、长期经济增长与财税政策选择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以及不变要素假定,一国经济增长将最终达到稳态均衡和零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则表明,由于人力资本、知识存量、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与开发等内生性因素的不断积累,长期经济增长不会出现新古典理论预言的悲观情况,并且合适的财政政策在一国经济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税政策,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